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十二讲摘录

《堂吉诃德的眼镜：小说细读十二讲》张秋子

第一讲《密室》：文学中的时空 洛丁根，他已经发现了世界是由各种“偶然”组成的，甚至连河边一块恰好出现的潮湿的石头，都令他感受到了恶心。生命的必然之轻几乎承担不起命运的偶然之重，我们几乎无法接受任何“意外”。博尔赫斯的名篇《环形废墟》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的写作明确地让我们意识到，如果说时间的循环是把意义放到了原点，那么空间的循环则彻底放逐了意义。社会学家们为生活中的这种秩序感正名，彼得·伯格在《现实的社会建构》中认为，日常生活里经验层面上的稳定性是人类社会的必然产品。我们依靠惯例、制度让周遭的生活变得易于理解又很省力气，不必冒险试错。文学始终讨论的是一种有限的、例外的、部分的义域，它关注的是大网下面的海域；而社会学关注的则是大网本身。

第三讲《好人难寻》：文学与恶的距离 当代法国哲学家巴塔耶注意到“孩子”与“恶”之间的神秘关联。他认为，好的作家总有点邪性，乐于保持着一种“不负责任的、孩童般”的态度，与成人世界所要求的规矩、责任、秩序感相反。比如卡夫卡，他一门心思只想写作，对一切世俗的工作和婚姻都犹豫抗拒，写作的狂热也带上了孩子气的味道，因而被巴塔耶认为是有点邪性的。尼采首先注意到善恶的概念在不断滑动。他认为被一个时代感受为恶的东西，通常是以前曾被感受为善的东西的不合时宜的尾音，是某个更古老理想的返祖遗传。康拉德在《黑暗的心》中流露出与尼采相似的观点：文明只是胜利者对弱者建立的暴力秩序，弱者要反抗的话，只能同样以暴力还击。文学与道德中的恶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古典世界存在一种善恶的不对称性，只有文学中会大量描写具体的恶。然而随着道德与文学的分离，近代社会宗教影响的衰落和对善恶划分的怀疑，恶开始具有了一种反抗和反叛的意味。最终，道德与文学同步教化的关系断裂，当代作家越来越喜欢谈纯粹的恶，以此发起对道德的攻击与质疑，他们的作品也越发摆脱对读者的道德责任。

第五讲《幸福》：文学中的“意义感” 在意义发明的前夜，人与意义浑然一体。但在某一个时刻，一场人与既定意义的脱钩发生了，被称为“大脱嵌”。个人由前现代的整体性宇宙秩序中脱离出来，把自己看成是“独立自由的个体”，开始为“自我”谋划新的意义。这个变化可以从卢梭开始算起。而“大脱嵌”在文学中最典型的体现就是：文学在客观世界的“参照点”逐渐消失。比如莎士比亚的剧作中，如果出现人类社会的行为，那么自然世界、客观世界也会出现对应的反映。人们曾相信人的行为与自然世界密切相关甚至对应。

第九讲《旅客》：文学与自我 《旅客》中，讲述人小时候常常因为看到灰色影子而感到惊恐。这大概是一种象征：人的主体意识还不完全，小说用其表现生命的懵懂与混沌意识。他觉得死亡倒不可怕，最可怕的是那些反复出现、不变的、猜得到的、杂乱无序的、我们对此无能为力的、相互撕扯着的东西。此时，未来还没全部涌来，一切也都不可知，包含在未来维度的自我就像一个尚未明晰但显然可感的存在，我们并不知道自己会长成怎样的人，那个未来之我的形象就成了一种恐怖的诱惑，一种充满拒绝的靠近。到了长大衰老的时刻，人对自己的认知近乎完成，虽然不一定真的认清。托卡尔丘克用一个戏剧性的情节来描述人的成长，小说中的讲述人说到姐姐每晚用“兴奋又虚张声势的音调来吓唬他”，给他讲鬼故事。他成年后感谢姐姐，正是那些故事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