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2017年第一次读了徐賁先生的《统治与教育》,今年又阅读了他的新作《明亮的对话》。这两本书给我最大的感受是,它们缓解了我内心深处郁愤难舒的情绪。徐賁先生以理智的方式向读者传达了民主与人权的真正含义。这两本书值得徐賁先生谈到了吕叔湘先生翻译英国逻辑学家L.S.斯泰宾的《有效的思维》一书时,只翻译了其中的三分之二。徐先生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吕先生没有完成剩下的三分之一。他写到:翻译外国作品时,我们必须用一种曲笔的方式来解决在写作中无法自由表达的问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可以用别人的话语来传递我们要表达的信息。虽然内心无奈,但我们必须有所妥协,因为这是一种无法为外人道明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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