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响困境与抉择

“我本可以忍受黑暗，如果我不曾见过太阳，然而阳光已使我的荒凉成为更新的荒凉。”这是Emily Dickinson的一句诗，诗中描述了阳光和黑暗的关系。太阳的出现不仅带来光明，也留下了暗影。阳光和黑暗的互相依存维系着万物的生存，它们是不可或缺的，没有好坏之分。然而，人们倾向于将人性以及万物进行分类，以平衡对立的概念。孝顺、忠诚、仁慈、善良等是阳光的一面，也被认为是美好的；而忤逆、背叛、残忍则被视为丑陋和阴暗，理应受到谴责。古往今来，无数作品都对人性进行了探索。而东西新作《回响》则在这个充满复杂性的暗处展开。

故事情节并不复杂，女警察冉咚咚在侦破一起因出轨而发生的谋杀案中，不断审视自己的生活和情感。徐山川和夏冰清的出轨成为了命案的核心，这段隐藏在阳光下的情感漩涡卷入了吴文超、刘青等人，最终走向了不可挽回的悲剧。在这部作品中，最引人深思的一幕是故事末尾，案件终于告破后，冉咚咚带邵天伟回到家中书房，这个书房被她布置成了一个讯问室。在简短的对话之后，邵天伟怀疑冉咚咚没有说实话，他打开了射灯照亮了冉咚咚的脸庞，质疑她的回答。冉咚咚没有坚持多久就低下了头，回答了邵天伟的问题。得到了答案的邵天伟关闭了射灯。冉咚咚揉了一阵眼睛，过了很长时间才适应环境。这段描写并不长，但却意味深长，展现了作品的底色，并且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隐喻，我将其称为“执射灯者”——冉咚咚这一类人的典型代表。尽管作者在文本中不断努力将冉咚咚塑造成美丽、智慧和成熟的女性形象，但在我看来，冉咚咚在故事中的角色并不完美，主要是因为她扮演的是“执射灯者”的形象。

在阅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类似“掌灯者”、“持灯者”等词语。这些词语明显显示出人们对黑暗的恐惧，期待有人带来光明，承担起担负责任的角色，勇敢地执灯前行。这些“执灯者”无畏长夜和黑暗的压迫，坚定地高举灯火，照亮他人的道路，拥有燃烧的心。然而，“执射灯者”与其不同，同样在黑暗中前行，但他们的职责是寻找“真相”：当射灯打开，强烈的光线穿透黑暗，所照之处，肮脏和罪恶无处可遁。现实生活中，像冉咚咚这样的警察，以及专注于规则和纪律的部队成员，都可以被视为正义的“执射灯者”。正是他们让黑暗无法蔓延，让阳光下弥漫着芳香而非腐烂的气息。

然而，射灯只是一个工具，开关按钮掌握在持有者手中。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选择照亮的地方需要技巧和智慧。以经验主义者为代表的“执射灯者”总是相信自己是对的，他们认为事出必有妖。冉咚咚在侦破杀人案时，凭直觉认定徐山川有问题，然而要么缺乏证据，要么突如其来的线索就被黑暗吞噬。然而她坚持不懈，相信自己的直觉，最终得到了她所期望的结果。当“执射灯者”尝到甜头后，开始将“射灯”当作衡量一切的工具，并轻而易举地将其照向深不可测的情感和人性时，事情就会变得荒谬。

书中围绕慕达夫的两次非正常开房记录展开了一场夫妻间的较量。冉咚咚对丈夫和她自己的情感进行了逐步侦破，当她认为离真相越近的时候，实际上她距离事实越远。冉咚咚想要的是她希望看到的真相，而被“射灯”所照到的另一面，慕达夫则努力揣摩着如何回答才能让“执射灯者”相信这是真相，不断尝试。事实是否存在这里已经不重要了。问题的关键在于冉咚咚是否出轨。对于邵天伟，他对属于别人的妻子的痴恋是美好的还是丑陋的，这触及了情感的根本问题。人性及其内心深处的情感能够通过外在行为简单进行定义、分类和审判吗？只有粗鄙者才会这么做。伟大的文学作品往往会避开世俗道德评判，直面人性根本的情欲，小心翼翼地勾勒出复杂而伟大的人性。像《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之类的作品都如此。同样，《静静的顿河》、《生活与命运》等作品也一样。当然，还有《日瓦戈医生》，这是一部动荡年代的作品，日瓦戈和拉拉两颗向往着美好和宁静生活的心缠绕纠结在一起，渴望着近在咫尺、远在天边的永恒。

情绪在前，真相在后；认知在前，真相在后；成见在前，客观在后。这是新闻传播学中经常讨论的“后真相”。也是冉咚咚们最容易陷入的困境。习惯于在“射灯”下前行和思考的他们逐渐忽略了人性的复杂性，认为一切都可以被揭示，一切都可以进行分类和归纳，甚至认为一切都可以供上审判台，追求完美的法规。无论是“三十大板”还是“五十大板”。一旦人性有了可以标定的衡量，就会出现极端的“持射灯者”，无论是谁都可以执起“射灯”，无数束光四面八方地“驱赶黑暗，绽放光明”，不允许“黑暗”的存在。然而，人性在炽烈太阳下只会更加荒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