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学学界大体认为,世界文学的概念最早来自歌德,在他的《歌德谈话录》中,他指出了世界文学时代的到来。然而,他强调的是在欧洲范围内打开国门,关注其他国家的文学并突出欧洲文学的整体性。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宣言》中论述世界市场的形成,将文学看作是全球流通的精神商品,强调其经济性和物质性。勃兰兑斯在《十九世纪文学主流》中认为,世界文学是拥有世界影响力和普遍文学价值的经典作品,如《神曲》、《堂吉诃德》和莎士比亚的作品,并强调原著的重要性。韦勒克和沃伦在《文学理论》中将世界文学分为总体文学、歌德意义上的各民族文学综合体和文豪巨匠的宝库三种概念。总体文学是全世界文学的总和,歌德意义上的各民族文学综合体强调有机的系统性,文豪巨匠的宝库则重点强调经典作品。作者对这三种概念都进行了批判,强调世界文学的联系性和统一性。达姆罗什认为世界文学的形成来源于翻译,民族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发生了形态变异,受翻译和文化认知差异的影响。刘洪涛从中国的认知立场提出了同心圆模式,以中国为中心,逐渐排列亚洲、欧洲、北美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大洋洲的关系强弱程度和影响力。海厄特认为,比较文学的意义在于以整体思想提高人类,并避免彼此无法理解和敌视的部落现象。
玄奘取经的故事源于传入的经文在流传中发生了许多变异,变得面目全非,因此玄奘决定亲自前往天竺取回原经并进行自己的翻译。作者关注这一故事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最近阅读了陈寅恪先生关于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的观点。陈寅恪指出,玄奘的唯识学虽然震动了当时的人心,但最终还是消沈歇绝。陈寅恪称玄奘唯识学的衰落是由于其性质与环境间的互相凿枘,不得不如此。作者深感玄奘逆势而行,唯识宗的衰落是一种深刻的悲哀。同时,之前所说的经文面目全非的流变,并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传播中的损耗,更是国人有意为之的改造。玄奘的遗产不仅在于他翻译的佛经,更在于他对求真的态度。陈寅恪在这里强调了大时空的势,与其真相无关,这是源于民族本位观,也是救亡时境中自然产生的想法。
比较文学并不神秘,中西比较中的国学也是比较文学的一部分。鲁迅在《罗摩诗力说》中说:“想要扬宗邦的真大,首先要审查自己,同时也要了解他人,通过比较让人自觉。”简述其历史,法国学派对中西比较的影响来自客观的文学史实,同时也来自法国巴黎服从了法国的成就。法国学派配合了扬我国威的民族心绪,强调法国文学在外域的流传和对多个国家的影响。与此同时,美国学派的出现反驳了以考据为主的影响研究,强调共时性的平行研究。因此,美国进入了比较文学的“官方”领域,形成了欧美同体的局面。需要注意的是,无论是法国学派还是美国学派,它们的焦点始终在以欧美为代表的西方文化,东方依然被割裂。在这种情况下,倡导中国学派面临着各种困难和机遇。杨周翰先生提出了“跨文明比较”的设想,认为将东方文学纳入比较文学的官方体系是中国学派的一项重要内容。虽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情况,但这种设想根植于从跨文明角度进行中西比较的观点,从而将中国文学纳入国际公认的比较文学阵营。然而,这也导致东方与西方之间的割裂。传统的认知认为,东方和西方的文学是无法比较的,因为它们之间存在根本的差异。因此,有学者提出了“跨文明比较”的设想,将中国文学置于这样一种比较的观点中(中国文明相对西方异质性),从而使中国学派的比较文学进入国际认可的官方学说阵营。然而,无论是中西比较还是东西方比较,都需要解决东西方之间的割裂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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