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是作者于20世纪末走访的12个因校园欺凌而自杀的孩子的家庭实录。通过倾听受害者家属的声音,呈现他们的真实生活,并根据受害者遗书及父母陈述反映学校和教育当局应对欺凌自杀事件的现实。
第二部分是作者的田野笔记,通过采访发现“因为弱才会被欺凌,所以要变强”这种说法是最有问题的。受害者家长表达了对学校教育的期许,希望学生们的视野不要只狭窄地盯着眼前的竞争,继而产生争强好胜、以强凌弱的所谓正当化暴力(不只是身体,还有语言和无视等)。更可悲的是,走访的12个家庭不仅没有受到同情,反而被孤立了。一直追查学校发生的欺凌事件的真相,就会在当地被认为是个麻烦,遭到嫌弃和孤立。
欺凌是一种反常的行为,通过折磨他人来发泄自己的郁闷。而助推这种行为的,是对周围强势和权力的“迎合”,是不能理解对方痛苦与悲伤的迟钝。欺凌者往往是在日常生活中,尤其是在学校生活中无法自然而然地感受到存在感和成就感的儿童,欺凌行为满足了他们对存在感和能力感的体验,哪怕只是暂时的。要想解决欺凌问题,我们只能站在被欺凌的孩子的视角来思考。对暴力的恐惧因人而异,如果不能理解这一点,暴力就不会消失。作者呼吁“家长少担心孩子是否被欺凌,而多关心孩子是否存在欺凌行为”,培养孩子对高敏感人群所感受到的痛苦共情的能力,不要再说“因为这么点儿小事就拿生命开玩笑”之类的话,这样才不会对受欺凌的一方冷漠旁观,置之不理。
学校是成人社会的投射,成人社会的常识不改变,那么欺凌就不会消失。例如,反应迟钝、工作效率低就会被开除,只要这种成人社会的欺凌,冠以裁员之名便会被允许,那么同理,校园欺凌便不可能消除。只有变强才能活下来,弱者理所应当被牺牲,这种认识是否应该/已然顺理成章地成为人们所推崇的价值观,值得反复斟酌。
同时,受害者家庭都表达了希望教育行政机构能够制定相关方针政策,为无法/不愿去学校的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如果不去学校,那么让孩子们去哪里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呢除了转学和搬家,还有没有其他可以接受孩子们的地方和途径因欺凌拒绝去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多,他们只能待在家里。对此,学校避之不及,沉默不语;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学家无视孩子们自己的控诉,自顾自地高谈阔论;媒体更是大肆报道却又很快沉寂,极力呼吁孩子们“不要拿生命开玩笑”、“要坚强,别认输”。可这一切都是一种选择抛弃弱者的自保之策,是一种简单粗暴的行政应对。
最后作者表达了建立一个包容社会的愿望,认可所有人的价值,即便迟钝,即便成绩不好也没关系,能够尊重彼此的差异性和多样性,人们和而不同地生活在一起。每个人能够做的就是学会谦虚地倾听他人的意见和诉求,构建一种温和的人际关系,缓和孩子之间、孩子与父母之间、父母与老师之间的关系,不要让追求效率和强者逻辑泯灭了人性,不要让孩子的世界里残酷无情到只能结束生命。全书沉痛压抑,引人深省。首次出版已经过去了近30年,但校园欺凌事件仍在发生,处理和应对方式也并没有重大变化,道阻且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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