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赞美沉默》“无声的赞美：古尔纳的失望之爱与抵抗”

(文章刊于《文汇报》2023.4.5日)文/俞耕耘早在上世纪60年代，古尔纳就以难民身份移居英国。他在大学教授后殖民文学，研究移民作家，同时写小说再现难民和殖民地生活。2021年，古尔纳获诺贝尔文学奖。1948年生于东非桑给巴尔的作家，关于非洲，只有十几年的早年经历。从叙述看，他很像一个英伦风的精英作家，如奈保尔和库切的某种合体；不同的是，他更愤恨，更显压抑。在他笔下，文化错位与身份断裂，总是双生的症结。难民也有双重意义:一边是地理意义被迫迁移，另一边是文明交锋时无力失语。疾病与文明的双重隐喻古尔纳在结构性对立里，处置故事的“分立价值”。非洲和英国，野蛮与文明，优越和自卑，中心与域外，强势与弱势，形成作品内部对抗性。叙事者的痛苦，源于无法同时占据不同“生存位置”。它导致人物的自我压抑，要么装作语言不通，对抗边检讯问（《海边》），要么患病不能自理（《最后的礼物》），抑或心脏不适，去看医生（《赞美沉默》）。作家将疾病（身体）作为隐喻，与文明（精神）进行转义。《赞美沉默》中的医生甚至发表了一番非洲裔加勒比人心脏爱出问题的偏见。饥荒、动乱、疾病与受害，也成为非洲的符号。“我”对英国爱人爱玛，虚构了早年非洲记忆；对非洲家人，又隐瞒在英国的家庭生活。爱玛的恋情，象征英国式的接纳同情，爱玛父亲则只是想从“我”的故事里，回味英国对殖民地的恩赐施予。沉默，又是叙事者的策略性回避，选择性失忆，作家的艺术性取舍。面对强势文明，它意味自我保护，无声对抗。不平等的压迫感，使言说和对话并不可能。“在这种时候最好什么也不要说，假装我完全不懂英语。当时我不明白那是为什么，但我知道我会听从他的建议，因为这个建议听起来有点耍赖，耍赖是弱者的常用伎俩。”思想之苦和他乡之痛，成为古尔纳的叙述源泉。小说再现冷漠鄙视、轻蔑敌意的难民遭遇，情绪也在驳斥与怨诉之间。然而，它却只能诉诸自由联想，假想的象征对话，长篇的内心独白。《海边》与《赞美沉默》有相似的设计，以至于形成了书写策略——伪装成对话的独白，被压抑的反讽。《海边》里“我”熟谙英语，却装聋作哑，试图用“零口供”，蒙混入境。但这并不妨碍内心的冷嘲热讽，反驳抗辩。《赞美沉默》中“我”在医生和官员面前，同样避免正面回应，只在心中暗自揶揄调侃。它造成头脑风暴与冷漠表象的反差。古尔纳的叙事者，是面对读者的“自剖者”，他们并不指望“欧洲的理解”，只在乎我们的共情。而赞美，到底意味什么？我想它近于昆德拉“庆祝无意义”中的庆祝二字，糅合了真心和揶揄，介于认同与反抗之间。作家对殖民主义的态度暧昧且纠结。他始终承认英国的文明先进，因为他本人也是受惠者，被教育者，分有了那种荣光。但显然，他又是异在者，疏离者，在种族和地缘情感上，都对殖民天然抗拒。这种分裂，是古尔纳作品的内在尺度，而它又总蕴藏着融合与妥协的第三种尝试。压抑与背离的叙事力量作家始终寻思故事从何讲起，如何谈论。这决定叙事者遮蔽什么，何时沉默，何时诉说。《最后的礼物》中，玛丽亚姆对自己孩子，“没有告诉他们所有的事，没有说那些出了岔子的事情，也没有说她后来是如何彻彻底底地失去了费鲁兹和维贾伊。”作家经营情节，大多靠“出岔子”铺展，那里本是误解和矛盾滋生之地，古尔纳却反常地压制。这切中了小说的素养，即叙事的准备。他时刻在准备，但一直犹疑如何开口。换言之，叙事者只会讲能够承受，可以回望的段落。选择性遗忘，逃避性失语，是叙述的保护。它构成小说“背阴”，不可见的深渊。《赞美沉默》的自传色彩，直击逃离和融入的双重疑难。非洲故土难以回返，只有动乱废墟，苦痛记忆。人物承受来自异乡的“排异反应”:俯视与敌意。小说里英国医生，女友爱玛父母，都是“问诊”的审查形象。在英国，“我”只能通过篡改、修饰过去，使叙述彻底成为神话修辞术。我们发现一种修正、迎合与取悦：虚构帝国故事，异域色彩，真实记忆却只能割舍埋葬。这种背离叙述，带来强烈不适症——羞耻和僵硬，无法自我理解。“我”感到言语不清，羞于开口，声音奇怪，若有所失。就像奈保尔重返加勒比，在离散后重返，往往开始民族志的考古。作家的个体记忆和故国的历史翻新，会产生更多断裂抵触。个人苦难被诸多“新修故事”遮蔽。人物处境即小说的宿命，作家是现实受挫与欲望落空的统一体，古尔纳谓之“失望的爱”。记忆沦为碎片谜团，作家靠重思去弥合含混与撕裂。这是离散者无根的存在论。古尔纳在处置记忆中叛乱与镇服的关系，它使小说有了全新姿态，试图在二元结构间，挪移并“分有”对立价值。古尔纳用重返、游弋和重塑，放弃了从失乐园、复乐园到新乐园的叙事信念。非洲不是归途，英国也不是栖所。瑞典学院评价，“他书中的角色常常发现自己处于文化和文化、大陆与大陆、过去的生活与正在出现的生活之间——一个永远无法安定的不安全状态。”我将其称为“间性生存”，他以寄居和游牧视点，审视隐秘未曾断绝，隔阂未可融入的悬浮性。“我们常常离开已然熟悉的环境，带着一点乱糟糟的行李，藏着一点秘密和一点没有头绪的野心，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民族性与传奇性的文学突围《海边》的结构如同火箭助推，剥离技术，既有套嵌，又有逐级推动。古尔纳将非洲、欧洲与东方大陆交织，构成《天方夜谭》式的世界图景。民族性和传奇性，使小说层次线索更为繁复。故事空间迁移，划分出几个世界，几种生活。“这里大不相同，似乎一辈子已经过完了，而我现在过的是另一辈子……我曾经在别的地方生活过，但如今那种生活结束了，换成了另一种生活。”主人公奥马尔出狱后，作为难民逃离非洲，变卖家产，前往英国，被边检讯问。从搜查出的一件遗物，引出几代人，几个大陆间的过往追述。阿拉伯商人侯赛因利用拉蒂夫父亲的房产做抵押，向奥马尔借款后，最终消失。奥马尔按合同收回拉蒂夫家的房产，却埋下祸患。桑给巴尔独立后，拉蒂夫母亲联合身居要职的情人，诬告奥马尔侵占房产，将其送入监狱。古尔纳不忘满足东方的想象：人物辗转东南亚，做香料贸易、信风航海的故事，颇具传奇。“我”为何会被商人所骗，是作家的深思。善讲传奇的骗子，通过“故事诱引”，足以创造出信任、好感与“真诚”。如果我们注意古尔纳的出身——生于东非的英籍阿拉伯裔作家，就会见出奥秘。《海边》同时聚合了不同族裔、文化和地域，归并出了某种“世界性”。古尔纳从容老道，暗合商人精明。侯赛因的狡计、阅历与想象力，也僭越作家的天赋。他们都有阿拉伯血统，是天然的亲缘。奥马尔则作为被骗者，恰恰是读者反应：沦陷于域外传奇、冒险故事。“我们人不多，只是一个小岛，而且大家都很穷，只有少数人能凑足路费。”能踏入英国的难民，靠的是身家和幸运。只有进入话语体系、知识系统，才有发声书写的可能。18岁时，古尔纳以难民身份去英国求学，最终成为教授，用英语写作。这种罕有与不易，却是被迫的生存融入。他身上既有民族性的遥远目光，并不驯顺的抵抗；又有欧洲知识精英气质，叙述优雅，学养丰厚。他置身学院，进行后殖民研究，其小说提供的复杂样本，又远超理论。“现在每一个自命不凡的国际社会成员都必须表明，他们知道，热带稀树草原上那些没有规矩、吵吵闹闹的乌合之众净是胡说八道，他们不再轻易相信。他们听够了。”正是优越傲慢，自以为是，却摆出怜悯姿态的人，刺激着作家创作。他在演讲中回应：“一种写作的渴望也在我心中生长；我要驳斥那些鄙视我们、轻蔑我们的人做出的那些个自信满满的总结归纳。”我想这揭出作家的底色：怨愤、苦闷与反抗，永无调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