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是美国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创作的文化人类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946年。 鲁思·本尼迪克特通过面对面地与日裔、战俘接触,询问他们各自经历的细节,看他们如何看待这些事实,从他们的描述补充对日本认知的漏洞。还通过日本编剧制作的电影,包括宣传片、历史片和描写现代东京和农庄的生活,已经与在日本看过同样电影的日本人讨论这些电影。从人类学家视角出发,系统客观地记录日本人的方方面面。 对名声的道义 “对名声的道义”仅仅称之为恩情范围以外的道义。保持自己的名声一尘不染的责任。它包含了一系列的美德,这些责任不是报恩,而是处于“恩界”之外。这些行为保持个人的名声斐然,与从前受人恩惠无关。其内容包括:严格遵守和身份地位相应的繁文缛节。“对名声的道义”还要求消除毁谤和侮辱,毁谤玷污了自己的好名声,必须彻底消除。有的时候必须对诋毁自己的人进行报复,也有的时候必须自尽。这两个极端之间还有其它无数种可能,但是只要受到名誉上的损伤,就绝对不能淡然处之。 人情界 日本人最喜爱的一种肉体上的小小愉悦就是泡热水澡;睡觉是另一种广受喜爱的享受;饮食既是一种放松,可以自由享受,也是用来训练人的纪律;浪漫主义的爱情是日本人提倡培养的另一种“人情”;同性之恋也是传统“人情”的一部分;酗酒是另一种被许可的“人情”。 在日本的哲学里,肉体并不是罪恶。享受肉体的乐趣不是犯罪。精神和肉体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两股对抗力量日本人从这一信条导出了逻辑性的结论:世界并不是善与恶的战场。 耻感文化 真正的耻感文化靠外界约束力来维持良好行为,而不是像罪感文化那样靠内心对自身有罪的确认。耻是对他人批评的反应。一个人感到耻辱不是因为被公开嘲笑,就是因为他幻想自己会被人嘲笑。无论是哪种情况,耻的约束力都是巨大的。但是它要求周围有观众,或者至少是想象中的观众。耻感在日本的至高地位意味着任何人都要留心公众对自己的评价。他只要想象他们会说什么,行动上就已经被这种想象中的评价所主导了。只要每个人都遵守同意的游戏法则并且互相支持,日本人就可以在这个游戏里玩得轻松自在。他们一旦觉得这是在执行日本的“使命”,就会狂热地投入其中。他们最为脆弱的时候就是当他们试图把自己的美德输出到别国时,其实那些地方并不奉行他们关于优良品行的标准。 儿童的学习 日本人的人生轨迹是个大大的浅底U字,婴儿和老人享有最大程度的自由和纵容。婴儿期一过,限制就渐渐多了起来,自主能力在结婚前后降至最低线。这个低谷要在青壮年时期持续许多年,但是此后这根曲线终于又开始渐渐上升,到六十岁以后,老人几乎可以像孩子一样不受廉耻约束。 孩子对父亲只能表示尊敬,父亲是高等地位的最佳代表,而女性地位极低,孩子会用拳头捶打母亲和祖母,为所欲为。 日本人善变的道德观 1945年8月以前,“忠”要求日本人哪怕只剩下一兵一卒也要抗战到底。但是天皇的广播一宣布投降,“忠”的含义就不一样了,日本人的态度有了180度的大转变,立马缴械投降,表示愿意与外来者合作。 阅读贴士:很佩服的一点是欧美国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在研究东亚文化了,但是还是有一定程度的傲慢与偏见。平时也会看日本编剧导演的影视作品与书籍,感觉虽然年代久远,80%——90%的感受是相同的,可见欧美国家对近代人类文化研究的成功。 喜欢的句子: 1、有两种机遇,一种是偶然遇到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面对困难,必须自己创造机会。 2、杀人犯:杀害某人肉体的人。 嘲笑者:杀害某人心灵的人。 3、人们只有自己具有坚定不移的信仰,才会有不寻常的宽容。 4、一个人要是有所畏惧,那么他就不是神,也不是不可触碰的存在了。 菊与刀 8.2 [美]鲁思・本尼迪克特/1990/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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