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密札制度的出现,触动了家庭私域与公域的概念,同时也导致了警方对私域的侵犯。虽然在理想情况下,这种制度可能有利于家庭的发展,但是现实中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警方介入后,资金问题交由家庭处理,这就存在着一定的不公正性。此外,将警方的力量引入家庭中,受益者是否真正能得到正义还是有待考量。
家庭密札制度的出现,可以说是在调和了家庭成员之间人性与司法的矛盾。该制度通过人情化、私有化的方式处理问题,满足了家庭成员对对方改善的期待,同时也避免了羞耻心的折磨。在司法程序中,羞耻心常常是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虽然在处理问题的过程中,可能存在轻重缓急的问题,但人们普遍认同家庭应该是最重要的,家庭第一的态度。另外,这种制度还保证了家庭以最低成本解决问题,不会暴露家庭暴力、性行为等不雅行为。
从家庭密札的记录中可以看出,虽然可能存在着一些缺陷,但不能否认的是,在那个时代里,这个制度展示了家庭成员男女之间的平等性。家庭中任何一方都可以反馈问题,并且会经过一系列的考察程序,明显感觉到女性在其中扮演了家庭主体的角色,能够做出决定并向公共领域反馈。然而,在家庭密札消失后,男性成为家庭的主导者,女性的选择被剥夺,反馈必须先经过男性这个家庭的主宰。也可以理解为国王对这个制度权利的下放,警署在尝试建立警署的过程中也参与其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为了维护公共领域对女性主体性的支持和保护,但也只是历史条件下的某种选择。
除了夫妻双方对该制度的依赖,父母也会因为孩子的关系而依赖此制度。根据记录中的资料,孩子主要集中在20-25岁的年龄段。这个阶段的孩子处于独立与非独立之间,与父母脱离但又无法完全脱离。父母在这个阶段对孩子的认识既无法给予孩子完全的独立性,又无法完全掌控孩子。在这种矛盾的调和下,家庭密札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对父母而言,对孩子实施监禁只不过是一种行使权威的方式,他们有权向国王申请这种管理方式。通过这个流程,家庭名誉问题在未涉及公共领域和社会秩序之前得到了解决,而不是通过司法程序的公开,而是相关人员的自述。这也折射出该制度是由家庭来处理自身问题的。然而,这个流程是在掩藏问题还是处理问题之间的一个折中,这涉及到司法程序的严肃性和程序的必要性,同时也涉及到公共秩序、社会安全等更广泛的方面。这也意味着警署的监禁,无论是在掩藏问题还是处理问题,最终都只能是对国王权力的一种延伸。同时,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或许注定了这个制度不会长久存在的问题。
布勒特伊提出的问题,实质上是为了合理界定司法和行政之间的边界,从而使该制度不再模糊不清。关键在于,他重新分配了家庭内的权威,颠覆了父权制。需要确认的问题是司法是否对家庭的侵犯,以及如何平衡家庭和司法的利益等。因此,家庭密札制度的实施是我们理解这些问题的工具,它真实存在,并前提是这个制度必须在国家行政管理所认可的秩序原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并且确保这些原则不会违背司法的例外,也要保证司法有效执行的稳固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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