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的观点比较零散,不容易跟上作者的思路。虽然选题值得研究,但不幸的是,作者似乎是根据威利斯的《学做工》和自己的成长经历得出底层人群也可以摆脱父辈的工作,底层人群也有自主性的结论,并以此为基础产生了"底层文化资本"的论证。不过,书中存在一些绝对极端的表述和咄咄逼人的反问,比如"长时段的民族志观察不仅不可能,也无必要",而威利斯的田野研究持续了近3年,为什么不可能呢?为什么没有必要呢?再比如"同样是取得了高学业成就,他们的生命体验与典型的清华学生却有着云泥之别",每个个体都不同,怎么定义典型的清华学生呢?实际情况证明,《学做工》描绘的那种统一的、宿命式的底层文化世界并没有崩溃,文化生产也不一定导致社会再生产,相反,它可能真正引导生活的重建。因此,国情时代不同,《学做工》描绘的也不是统一的、宿命式的底层文化世界,只是着重罗列了一些事例而已。
此外,书中的内容创新之处在于提出了"底层文化资本"这个核心概念,即农家子弟身份所带来的抵抗命运的"先天动力",将学习视为一种专注自控的"道德思维",以及渴望通过在学校取得好成绩来获得老师的关注和自我优越感的"学校化心态"这些心理、思维或性格因素是否只有农家子弟或底层人群才有?文化资本的体现形式是否只能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来体现?我认为更倾向于家庭和学校共同教育的结果。因此,这个提法显得有些生硬。
作者的访谈描述给了我一些思考。他提到"随着年级的升高,受访者越来越少对自己的成长背景避讳,可以更深入地谈论家庭和父母,学业成就越高、越有自信的受访者更倾向于谈论与农村背景相关的经历"。这是否意味着在上升到更高的层次时,原生家庭文化资本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小?经过层层筛选进入精英大学的农家子弟们,是否已经通过自身的知识、技能、教养等身体化形态和文凭证书等制度化形态的文化资本来弥补家庭的不足,接近了中上层子女呢?书中还提到,他们逐渐接受了一些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但他们的家庭显然没有经济条件来支持这种生活方式。这意味着农家子弟有读书的潜力,但农村家庭的"底层文化资本"在多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仍不明确。然而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已经内化并接受了中产阶级的文化资本,这对于他们的学校教育和实现阶级跃迁的作用不容小觑。
总之,作者在书中提供了丰富的田野材料和引人入胜的叙事能力,期待能够读到更多更深刻、新颖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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