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传》众人为何爱苏东坡

为什么林语堂只身出国，只带了些苏轼的作品？余光中说：“我如果去旅行，不会跟李白在一起，因为他不负责任，也不会选杜甫，因为他太苦了。我会找苏东坡，他是一个很有趣的人。”苏东坡的伟大，除了诗歌文章绘画艺术成就外，还在于忧国忧民，在于有趣。

苏轼为官，并未有其政客惯用做派，而是实事求是。有实权时，说实话、做实事；无实权时，便献身公益。在京城为官时，他敢于面对权威，坦言相对，针对王安石变法产生的负面影响，坦言相对。在地方为官时，苏东坡的黄金时期，不断地在接地气做好事。少了内耗，正如作者所言：“个人在外省为官时总比在京师为官时对国家的贡献大。”杭州任通判时，他疏浚西湖；用公款加自助，建立了历史上第一家公立医院“安乐坊”。除此之外，为了解决饥馑威胁，他提出了赈灾的预防措施，可惜朝廷无动于衷，最终百姓受难。徐州太守时，他筑堤抗洪，与士卒百姓一同抢救城池，后修建“黄楼”以纪念。黄州任团练副史时，虽身份低微，但捐自己的银两与百姓，以改善耕作工具；设立学堂，组织文化活动。广州为官时，实权有限，因其才华，总会受到各方太守名士的垂爱。期间运用人际关系，多次写信给熟人地方官，给出一些建议和方案，比如如何解决城中百姓用水问题，伐竹饮水工程。

自被贬到黄州后，苏东坡基本已无实权，重心开始往生活和精神上倾斜。穷乡僻壤处，无医药，他便自行研究医书药丸，救治自身和他人。在黄州，他住寺庙，与和尚同食同宿，平日探胜、散步；自建农舍，种田养瓜果，做美食“东坡肉”，酿酒，过农夫生活。日子过得像是《田耕记》中的一样，他的性情像个孩子，精神上向往陶渊明。在广州和儋州时，他同样自建陋室，了解当地民俗，与他人聊天，无论身份贵贱。例如他对其弟所言：“我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儿，在我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

这段话读来甚为感动：这次到海南岛，以身体的折磨加之于老年人身上，这才是流放。据苏东坡说，在岛上可以说要什么没有什么。他说：“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唯有一幸，无甚瘴也。”但是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和达观的人生哲学，却不许他失去人生的快乐。林语堂说：“他最大的魅力，不是让内心被环境吞噬，而是超出环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