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平等的童年"：揭开代际资本传递的黑箱

经济地位的代际传递主要通过职业地位的继承而实现，而在制造业高薪职位的减少和不受欢迎的服务行业职位的增多的背景之下，如何让自己的孩子通过激烈的竞争最后通过白领职业的面试而获得一份令人满意的中产工作成为中产阶级家长内心深处的隐忧和焦虑。而给面试官留下令人深刻的好印象的能力以及后续的职业发展所需要的社交能力并不是一朝一夕获得的。《不平等的童年》告诉我们，通过以不同的方式与公共机构进行协商，造成了中产家庭孩子和工薪家庭与贫困家庭孩子在日后寻找工作时面对他人进行自我展现的能力的不同。

尽管最终的能力必须落实到孩子身上，才能让经济资本真正稳固转化为下一代的文化资本。这个过程中经济文化资本的激活也并非总是成功的（见第九章），但不可否认不同阶级的家长对于学校教育过程干预方式和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是否可以获得优质的教育资源，进而取得在学校中的好成绩。事实上与学校这一公共机构的关系构成了协作培养和成就自然成长的核心区别。协作培养模式被认为是“更好的”培育模式有两个前提。其一个前提是，在现代美国社会，说理和协商技能以及果断自信又有个性的行为方式是被赞许的。另一个是，教育工作者对家长的理想化要求是，家长能够积极参与并在监控孩子的学校教育上起到领导作用，积极参与并有意识地负起责任来指导孩子在学校的经历的同时，又能够对他们在教育工作上专家身份和专业知识表示顺从和认同。这意味着学校教育本身就在期许一种家长能够高度卷入的培养模式，而且在实际的结果上看，家长对于学校在学生培养上的高度参与甚至是敏感的过度参与，更有可能使得优质教育资源向自己孩子上倾斜。

孩子在面对公共机构的从容与否首先来源于家长在与公共机构打交道时是否从容。在应对学校教育方面，中产阶级拥有足够的词汇量和教育水平来评估、判断和挑选最适合孩子的教育。他们在遵循精英化的培养模式时有着更加娴熟的能力和更加强硬的态度。当学校教育呈现出让他们不满意之处时，他们会采取多种策略进行争取和抗争。书中的一个例子是，当自己的孩子以两分之差没能达到进入天才班的录取标准时，中产阶级家长会通过额外参加私人智商测试的方式来说服学校录取自己的孩子进入天才班，这意味着能够获得品质完全不同的教育资源以及同辈环境。要能够影响学校的决策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需要有敏感的意识（我可以并且应当让学校改变主意）、坚定的信念（学校应当让我的孩子拥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强大的社会网络和信息获得能力（四下打听）以及足够的经济实力（每人两百美元的私人测试费用）。而这些因素是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难以具备的。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广义上抗争的意识和能力，事实上他们在更日常化的社会交往中的抗争可能比中产阶级还要多。在经济压力之下，他们发展出对于服务提供商施压的能力，能够对有线电视公司、房东和当地的店主采取强硬而直率的态度，这意味着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家长有能力苛求其他的成年人。但是在面对一个具备公共权力的社会机构——学校上，他们却主动或被迫采取一种恭顺的态度。客观的原因在于他们的教育水平使得他们不具备足够的词汇去理解教育工作者所使用的词汇，更不用说进一步干预。而他们在家中权威式的、往往采取带有暴力性质的体罚式教育模式，使得他们担心公共机构会剥夺他们养育孩子的权力，以至于他们呈现出一种恭顺背后经常会潜藏着敌意和反抗的矛盾心态。与此同时，他们并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社交圈字去意识到学校对于协作培育的期待，而是期望老师和学校职工能够负起全部的责任。这不仅意味着学校教育中为取得良好的教育结果而需要的来自家长努力的部分处于断层状态，也使得家长一味遵从学校对于自己孩子实施的教育行为而不采取对于学校决定的干涉。结果是中产阶级在争取更好的教育机会上具备更强的灵活性和主动性，而工人家庭和贫困家庭更加被动。

而在学习生活的各个方面，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都会有更多的机会去接触成人的世界。在学校，他们习惯于与教师和管理人员提出自己的需要以满足特殊需求；在家庭中，他们和家长有更多的谈话交流，因而发展出敏捷的口头表达能力、更大的词汇量、在权威的人面前更安适自如及对抽象概念的熟悉；而在课外活动中，他们会有更多的机会接触诸如教练、助理教练、车辆合用处司机等等的相对陌生的成年人交流互动。这与工人阶级和贫困家庭的孩子们多数时间花在和亲戚以及儿童间的交往带来的影响十分不同。经常性地和相对陌生的人的接触使得中产家庭的孩子习得了重要的交往技能，而这些技能往往以一种相对隐蔽的方式培养。在书中反复提及的眼神交流是作者认为最重要的一项技能。它让中产家庭的孩子在举手投足之间显得更加自信，因而他们通过长期的日常演练习得了一种毫不费力的方式在短暂的时间内给他人留下良好印象的能力，这为他们日后的求职面试做好了准备。相反，由于过长时间注视他人的眼睛或者因为成员之间过于熟悉而不需要，或者在相对不安全的社区环境下是危险的，工薪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孩子没有培养出诸如注视他人的眼睛的自如，这让他们在现代的快速化、短时化的面试环节中处于劣势地位。除了眼神交流之外，在关于坚定稳定和握手和应答自如的交流的方面也是如此。这些在各种日常生活安排中形成的无形的社交惯习根深蒂固地植根于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的心理结构中，培养出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的优越感和工人家庭与贫困家庭孩子的局促感，与他们对显性的知识和技能的掌握的不同程度一起，制造出中产阶级孩子在公众认同的各个维度优于工人和贫困家庭孩子的形象。这种结构性的差异吊诡地暗合了美国主流意识形态中对于成功依靠自致的认可，这意味着中产阶级孩子依靠建立在家庭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本上形成的个人优势而取得的成功会顺理成章地被公众接受和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