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论》自由：希望与恐惧的立足点

• 一. 传统的自由论：知识导向自由 - 传统自由论认为，自由是个体实现自己真实本性的过程，既不受外部限制，也不受内部限制。通过知识的获得，个体能够摆脱对上帝、本性和自我的错误观念，从而解放理解力，通过自我实现和自我导向，实现自己的本性和真实目的。实现个体本性和目的需要对外部世界进行一定程度的控制，而这种控制方式需要确定。如果外部条件不好，个体就难以充分实现自己的本质，因此知识的作用是使人避免成为无法控制的外在力量的玩物。这种观念的前提是，事物和人都有确定的本性和结构，这些本性和结构受普遍的、不可改变的规律支配，通过了解这些本性和结构，个体就能避免在黑暗中迷失，不再做出失去理智的行为。因此，当个体的行为受错误导向的情感支配时，个体并不是自由的，只有能够意识到自己有意识的意图和动机，并以此解释自己接下来的目的和行为的理性人才是自由的。知识通过发现影响我们行为的未被发现的因素，将我们从其专制力量中解放出来，当这些力量被掩盖并因此被错误地解释时，其专制力量就越大。通过了解这些力量，我们可以试图引导它们，抵抗它们，或创造条件让它们在无害渠道中发挥作用，从而实现我们的目的。自由就是自我管理，在政治上和个体生活中，任何增加个体对外在力量控制的东西，都对自由有所促进。
• 二. 对传统自由论的驳斥 1. 混淆关于事实与"如何做"的知识：知识的增加并不一定导致选择的增加，选择的观念反而依赖于知识的不完善。知道关于事实的知识与关于“如何做”（即行动知识）的知识是不同的，即使对事实的知识很深入，对行动知识一无所知也会限制我们的行动自由。个体的能力与自由的增加可能以其他能力与自由的减少为代价，这种自我知识对个体的自由并不一定产生影响。
• 2. 逃避承担自由责任：将决定行动的因素归因于固定的人性结构，成为逃避承担自由责任的借口。个体倾向于将责任推给自然或社会规律的不可避免运作，自然也会将责任推给不可改变的人性模式。行动即选择，选择即自由地奉行特定的行事和生活方式。当个体意识到性格的不可更改之力量时，选择就成为强迫性行为。虽然知识可以揭示虚假，使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但它不能扩展我们自由的领域至真实且无法掌控的领域。自由的增加取决于选择的存在与能力，如果个体能在两种可能性中作出选择，而不只是被决定只能选择其中一种，那么自由就是增加的。
• 3. 自由并不完全取决于知识：知识的增加不一定导向选择的增加，选择的观念依赖于知识的不完善。知识的增长会改变我们对选择的认识，使我们更倾向于遵循更明智的道路，而不再犹豫于两个选择之间。知识不会增加自由的总量，它只会使我们远离希望和恐惧，远离选择。自由的程度取决于行动的机会，而不取决于对这些机会的知识。指望完全的自我知识增加自由的总量是自相矛盾的。只有在现存或潜在的物质或心理资源既定情况下，打开那些被关闭的门的难易程度，才会存在实际上的自由和潜在的自由。知识的增长倾向于将决定论根据连续性和规律来解释我们的思想、欲望、行动、选择，试图改变它似乎是非理性的。但是，如果一切都被决定好了，那么选择就没有意义，自由也就不存在。

三. 伯林的自由观：选择的自由 - 伯林的自由观是在20世纪西方批判理性的大潮之下诞生的产物。他指出理性打开了一些门，也关上了一些门，意味着自由并非全然立足于知识，也立足于希望与恐惧等非理性内涵。倾向于根据不变的、有规则的、自然的连续性来解释我们的思想与情感、欲望与决定、行动与选择的知识的增长，将决定论作为经验真理，试图改变它似乎是非理性的。他质疑，如果一切都被决定好了，那么也没有东西可以选择，也没有需要做出的决定，因而也就没有自由。他的自由观不完全立足于知识之上，试图消除自由与权力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