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菲特对学者们只研究可度量问题而不关注有意义问题感到不满。他认为他们过于固化,视问题如钉子。这种观点似乎与他母校的观点背道而驰。尽管巴菲特愿意每一两年回到哥伦比亚大学讲课,但他拒绝捐钱给学校。商学院院长巴顿表示,巴菲特坦率地告诉他,他认为教育提高并不取决于金钱,而且他也不赞同商学院的教学内容。巴顿认为巴菲特的理由是合情合理的,但是缺乏远见。尽管巴菲特经常个人借钱给格雷厄姆,但巴顿要求他捐款来培养未来的投资大师,巴菲特一直拒绝。不像其他大学的教授一边倒,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们有不同看法。学校经常聘请华尔街杰出人物来讲课,其中有些人讲的是格雷厄姆和多德的方法,但金融课程仍然教授有效市场理论。通过在学校的书店的商业书栏上看一圈,可以发现学生们可以获得商业硕士学位,而不需要了解格雷厄姆和多德的名字,也不需要了解价值投资。令人奇怪的是,学校最终设立了一个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职位,但却交给了从事市场投资理论的布鲁斯·格林瓦德。格林瓦德曾在期货市场上赚了一大笔钱,但在石油市场上又赔掉了,并与妻子离婚。他自称在投资方面是个白痴,并将自己的投资视为投机行为。他邀请巴菲特来做客讲课,但同时又认为不能模仿巴菲特的方式。“我同情格雷厄姆和多德的观点,”他说道,“但我并非他们的一份子。”那个时期的华尔街充斥着这种理论,人们趋向于进行“精确”的股票分析。经纪人更注重按组选择股票,而非选取具体的优质股票。大约在1979年,杰克塞·本曼(Jack Schwager)在《决策者》杂志上发表了一段著名言论,他表示不希望分析师像独立的企业家那样对股票进行独立分析,也就是说不希望他们像巴菲特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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