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上是我的年度非虚构作品榜首了。作者用大量的耐心和细致的抽丝剥茧,走进这个家庭每个人的内心。他还试图去寻找除了被指责的恶魔母亲外,社会体系中的其他人物和机构在这一次恶性事件中的缺失和疏忽,找到并分析共性的问题,让这类悲剧不再发生。
可以说,看的过程令人揪心。一个三岁女童活活饿死在纸箱里的背景因素有很多。两个年轻男女自身成长就是不健康不健全的,在没有学会如何负责任的情况下升级做了父母。他们的毛病在各自的家长和家庭中都能找到根源。
年轻的母亲雅美几乎就是自己挣扎着成长起来的。她的母亲丢下四个孩子逃跑了,她照顾其他的孩子,也要顾念自己的成长。养成的习惯就是不将自己的情绪外露给其他人,也不会主动向第三方求助。
在真奈死去之前,她的生活几乎是一步步沦陷到无可挽回境地的。丈夫在养家和育儿上面没有任何施以援手之处。长女的成长和发育迟缓进一步让她作为母亲感到羞愧、没有面子、抬不起头。她养成了超出能力范围之外的购物习惯,也算是面对生活困境中无可奈何的一种反击,而这种过度消费进一步把自己拖入了泥淖之中。在最后的时期,她不仅疏忽了女儿的照顾,连疼爱的儿子也只是草草地了事,自己的状态更是饥一顿饱一顿,凑合着。可以说,基本上已经是病态的了。
在这个过程中,我印象深刻的点在于,她的婆婆聪子将真奈接走照顾再换回来之后,她会觉得对方是想通过这种方式将真奈变成自己的孩子。真奈想要抱抱,想要表达爱意,是一种对方故意的娇惯。这种对于聪子行为的不满,反向施加到了女儿身上。
文章中除了描述这一个例子,还会在不同的时间节点给出关于育儿的基本常识。年幼的孩子确实会通过哭喊向外界表达自己的需求,如果父母能体察到并予以回应,双方的连接会进一步增强,得到安全感的孩子在行为处事上会表现得更舒展。反之,他们可能会用反抗和捣乱来表达不满,父母可能心生厌烦,导致恶性循环。
就真奈这个个体来说,她的反应和行为能力晚于同年龄段的孩子。母亲对比第二个孩子的聪敏,会显得更加嫌弃,觉得侧面展现出了自己育儿的无能。文章中提到,如果将真奈放出来,她会试着戳弟弟的眼睛,这导致年轻的父母无法让他们在一起。但本质上,这其实是父母给的安全感不够造成的恶果。不能指望一个如此幼小的孩子能分辨这些,他们的行为逻辑背后暴露着问题。
最令人生气的是父亲智则。文中提问为什么被指责和定罪的总是母亲。在真奈成长的所有阶段中,每次提到智则,都是一个全身心投入在游戏中、全然不顾家庭的男性角色。我印象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在真奈离世的最后时期,她体重掉了大约五公斤,母亲发现了这一点,并告诉了智则。文章中说,这是智则第一次放下手里的游戏前来查看,但他也没有做什么。
他认为他只要负责工作就行了,养家育儿主要是女性的责任。表面上看是令人窒息的无责任感,其实更可怕的是一种漠视和逃避的心理。智则在单位遭遇压力和不愉快,回到家里发现家中一团乱麻,他会选择下意识地忽视和逃离,将自己投入在游戏世界,不去思考这些。他的妻子也没有努力推动他参与家庭分工,而是默默顺从和接受,认为这样能保留丈夫对自己的爱。
这是非常可怕的,男性在这个事件中的失声令人震惊,不仅仅是智则,两个家庭的另外两根支柱,也就是智泽和雅美的父亲,也都是沉默和逃避的状态。作者无不讽刺地记录着,在事发之后,这一恶性事件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当事父母也以恶魔的形象饱受谴责,作为智则的养父,他能做的就是希望和养子脱离关系,拒绝承认他的存在,以维护自己的体面和安宁,这种行为和智则面对问题的方式一致。
作者自己是在案发后一个月左右以记者兼报道员的身份介入此事,想要查证为什么政府机关关注到了这个家庭却没能救助他们。这也是文章中非常有价值的一点,抽丝剥茧,从个案中深挖每个链条中存在的问题。
一个比较贴合的例子是文末非虚构写作者野村进提到的。一辆失控的货车不断前行,车上的父母眼睁睁地看着车子加速,即将遭遇危险,却无能为力。每一个关卡都有机会拦截这辆失控的货车,但他们最多只是亮了亮黄灯,没有真正参与其中,也就是说介入力度不够。这是非常遗憾的。
人们更习惯看到有身体伤痕和暴力犯罪存在的亲子虐待,但对于“育儿放弃”和“忽视”造成的影响了解还不够。过程中,相关机构的从业者尽量做了上门沟通,约时间,请孩子的母亲前来参加活动,在体检等环节观察亲子相处模式,也跟孩子的奶奶了解孩子的生存状况。孩子的母亲有时候会给出一些偏正面的信号,比如不避讳地提到孩子的情况,再次见面时,孩子的体重和精神状态都有了好转,母女相处看似融洽...这些让他们对事件的严重性判断产生了偏差。
此外,各个机构和人员也互相推脱,依赖他人的惯性念头,低层级的机构认为主管部门的指示更重要。如果问题真的糟糕到如此境地,会给出行之有效的指令。经验不足的工作人员没有被及时更换,也是因为其他人从人性的角度顾念到对方工作的自尊心和双方已建立起的信任关系等。
这也是为什么在真奈事件后,人们从制度上做出了真正的反思与改变。儿童咨询中心应对虐待的方式,从协调式变为介入式,也就是说,在必要的情况下,不惜和监护人对峙,分离孩子和监护人,以挽救孩子的性命为优先考虑。当然问题依然存在,儿童咨询中心的临时监护所总是人满为患,社会资源有限,相关从业者很难顾及到所有存在问题的家庭,但至少人们有了反思的念头,不再将个案只当做个案。
作者衫山春在文中指出,没有对案例全面负责,把握整体情况的具体责任人是真奈案件发生的原因之一,各机关之间没有做到信息同步、没有联合运作也是需要反省的重点。这种问题意识也是这类个案报道中非常重要的存在。
从满是噱头的冷血恶魔夫妇一案中,真正去理解这对夫妻的生存处境,一点点地还原了悲剧是如何发生的,这是这本书对我来说非常有启示的部分。真奈也曾是在父母的爱与期盼下出生的,最终以这样的结果收场,这背后不只是一个极端的个案,还有家庭和社会各方面的缺失和遗憾。在谴责之余,如果人们能对这类事件有进一步的思考,理解东亚女性普遍的育儿困境,去体察那些孤立无援、陷入绝望的母亲,并伸出援助之手,可能世界会变得更明亮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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