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人间》逍遥庄子-心灵航行

(文章刊于《中华读书报》2023.6.7日)文/俞耕耘《逍遥人间：走进庄子的世界》一书可谓庄子的导引之作。从书名可见，作者强调了两大要素：庄子对理想世界的虚构，对现实世界之俯察。《庄子》是两种世界的交战交融。在《庄子的世界》之后，王景琳、徐匋写出这部更贴近大众理解的新作，实现了深且易，精与通的书写效果。《逍遥人间》的结构也如内、外、杂篇一样，既包含对庄子其人，《庄子》其书，庄子其交游与时代的周边介绍，又有对文本专题的核心阐发与细读。作者并未因袭于旧说，而是不断以反诘、论辩及追问形式，与历代庄子注解者“对话”，提出新解。这也是此书融合新知读物与研究专著的书写姿态，既有文化通识之面向，又不失学术考论之谨严。如庄子以托寓为主，譬喻虚构为能事，关切个体精神生存，很少对国家治理有直接性论述。然而，这并不意味庄子对政治理想存而不论。书中探究了这种隐而不显的建构——至人、神人和圣人的层级、比类与秩序。一反前人注解将三者等同的旧说，阐发了至人之民、神人臣子和圣人君主对应的政治序列。它看重文本语境间的隐秘关联，通过人物的出现、连属类型，暗示庄子的论述逻辑。在我看来，三者实质都归于“忘”的境界，在于忘己，忘事功，抑或忘天下。换言之，作者在不同篇章，找出了可以化约，比附和共通的隐喻符号。如庄子提及圣人，就谈尧治天下民，平海内政，欲让位许由，求无名之治。讲“圣人之才”，就提卫灵公和齐桓公的治国之才。而那些形体怪异，或残或缺的畸人，不过是考验君主认知层次的“案例”而已。“像卫灵公、齐桓公这样的君主，不能说没有‘圣人之才’，但仅仅有‘圣人之才’却没有‘圣人之道’，还是成不了圣人君主的。”他们还没有放弃残与全，美与丑的观念，距离万物一，道通一的认识境界还差很远。这种解读的真正意图，乃是暗示庄子的政治理想，始终与审美理想、生存论同构在一起。圣人君主的提法，很容易使人联想西方“哲人王”的构想，德行与智慧和权力的同一同构。《逍遥人间》凸显出庄子与先秦诸子的殊异之分，也阐释他何以成为“异数”，超拔而绝尘。这全在于作者以阶层归属，生存位置和心理认知诸方面，把握庄子作为出离者、外位者和反观者的身份。无论儒、墨、兵、法与纵横，都是政治的实际参与者，其学派学说无一例外都直接指向政治实践。所谓道德教化、礼乐秩序、变法改革、刑名之学皆是治理模式。甚至，兵家也始终将用兵，视为内政的配合延伸。可以说，诸子之学大多是社会精英，文士阶层匡世的方案竞逐。然而，庄子跳脱这类著述“比武”“竞选”思维。他远离权力中心与社会上层，而以边缘和外位心态，乐于做一个观察家、同情者与批评家。从老子到庄子，道家因为关注人心人欲，天道恒常，性命之理，从而更贴近个体生命，人类生存的整体关切。“他选择了站在文人士子的阵营之外，从人心、人性、人的生命的角度来挖掘并分析这一切苦难、灾祸产生的根源”。如果从人类和自然的宏大论域反观现实，那个兼并纷纭，诡诈倾轧的战国，本微不足道。这种清醒劝谕，饱含庄子对文士阶层命运的悲悯剖析——如对知识论的再思，对价值论的反省，对人格异化的批判。我认为其内核归于：如何于乱世“全其身”，怎样安生、重生与养生。这种看似悲观的保守，实质是对时代环境的自我估量，它出于生存智慧。庄子始终都在处理各种相对关系：如大知小知，材与不材，用与无用的对立统一。反观大多文士都汲汲于声名，置于险境，还不自知，无法善终，难得保全。作者看重庄子对人心的分析，“无己”和“丧我”，才是去私与齐物的关键所在。战国诸子相互攻击诘难，往往正是偏狭聚焦于利害的结果。“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所言，描摹了“热衷于是非之争的文人士子的神态情貌”。然而，小大之辨并非是层级高下的差别，如果认为大就比小优越，就并不符合庄子齐物的核心。无论言论的小大，“听起来振振有词，其实不过是自说自话，并不能得到任何的证实，也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这一感慨也切中如今人文学科的要害。研究者能得到庄子本人的认同首肯吗？如果能得到，就叫“证实”。结果是当然得不到。所以，“知”与“解”不必纠结，谁比谁更优越，没有终极评判。回到战国，那些沉溺于终日论辩“心斗”，求取“小成”与荣华之人，无限内耗生命，为外物奴役，终究扭曲异化，失于生命本质。这类士人对声名的求取，与如今学院里对职称之追求，全然相类。庄子不屑于此，虽有批判，却也无奈同情，心有悲哀。庄子正视完全“去成心”并不可能，因为人受形而有身。从而，最优解是“坐忘”。它对应虚、静、明的心态，是遗忘己心，而并非去除。反之，则有“不忘以待尽”的结局，只能等待老化和死去。这一悲哀与海德格尔所言一生所“烦”，向死而生的命题殊途同归。书中重视庄子的言说策略和理论面向，他对于乱世的理解，显然超出社会现象的分析维度。我将其概括为，庄子看重一种“心因”性，偏向以精神现象，生存状态审视政治现实。即使谓之政治心理学色彩，也并无过分，人心的通病最终会成为社会症候。庄子“着眼于个体的人，从人的行为、心态、本能、本性上深入挖掘。”知、心和物是一套发生逻辑，人格异化对应于社会关系，形成臣子算计狡诈，国君暴戾无厌的现实。“这样的问题无法完全归罪于政治制度或者社会环境。庄子深刻地意识到人心本身的缺陷、人的各种欲望、人心的复杂而萌发出的种种‘恶’也是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因素。”《逍遥人间》也论述庄子的世界方法论问题——“游”。可以说，庄子之“游”，融合认识论，存在论和方法论的枢要。它在《逍遥游》《人间世》《齐物论》《大宗师》《德充符》中反复出现，其核心是处世与安生的态度与方法。可以归结为，不同于入世和出世的“游世”。精神自由的超脱，离不开周旋于俗世，只不过是“对这一切外在的观念统统不以为意，不固执己见，不偏狭拘泥，而以一种超脱虚空的心态”，做到安顺。作者的眼光在于把“缘督以为经”作为保生、全生、养亲和尽年的策略原则，将“庖丁解牛”之故事譬喻视为一种实操注解，如此可避刑之祸，名之累。“督”为中间路径，解牛的“游刃”也在筋肉之“间”。我想，它暗示游走于缝隙的生存技术，犹如一种“界限的本体论”，永远处于阴阳交咸的边界上，技近乎道，又彰显道。在材与不材之间，以无用之用来保全，悬置了世俗价值的评判体系。“庄子似乎从来不忌惮使用任何在世人眼中卑贱、粗俗、浅陋、污浊的事物来强调保命的意义”。其目的在于用缺、残和畸等特征，质疑世人对“用”和“材”的固有观念。《大宗师》进一步提炼出现世生存态度，即“真人”的态度。不同于圣人，神人和至人的序列，真人与众人相比，强调一种可修炼，可企及的理想生命状态。其与中正平和的人格有所互通，同时也是道家养生思想的体现。“古之真人，其寝不梦，其觉无忧，其食不甘，其息深深”，“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出入往来终始，全都“受而喜之，忘而复之”。庄子从身体生理，说到心灵状态，最后得出“不以心损道”，与道同一的结论。作者从中指认，所谓大宗师正是真人的存在。大宗师自成身教，行不言之教，天下士人自归其下，非招致而来。这与真人的“不谟士”，是暗合相通的。更重要的是，书中分析了真人具体的历史性。从古之真人到今之真人，是有现实承载的，而非抽象概念。真人是人间的效法榜样，大宗师是现实世界的真人。我想，这种论述实质揭开庄子沟通儒道的一个隐秘路径。庄子并非简单“非儒”，从他赞赏尧和许由的事迹，就能见出端倪。真人“以刑为体，以礼为翼，以知为时，以德为循”。庄子用刑、礼、知、德概括了一整套治理模式。我认为，这别有深意，如果我们反观儒家所言，礼乐刑政是也，就能窥探出庄子理论灵活兼容的现实考量。在本质上，庄子从预设前提上，消解了儒道的鸿沟，天人关系既非对立，也不超越，而是齐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与天为徒，其不一与人为徒。天与人不相胜也，是之谓真人。”齐一不是合一，而是本就是一，天是自然，人亦是自然，社会现实关系也是自然。《逍遥人间》重游庄子的世界，建构了庄子精神之渊海。此作的难得，是呈现庄子的心性气质，我称为诗性哲学的双重性——既立足于人间，又托寓出意象世界。“《庄子》内篇实际上记述的就是庄子从倾心营造藐姑射之山，又眼见它一步步坍塌的全部心路历程。”逍遥与无待，只是高蹈寄托，《齐物论》是一个转向，“抨击更多于向往，孤傲更多于憧憬”，到了《人间世》已变为一种悲哀、无解和漠然。这实质表明了叙述心态的不断沉降，是庄子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和批判主义的心灵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