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布拉卡夫·乌格雷西奇的《狐狸》是能激发人写作欲望的书,它会勾起潜藏你心底的回忆和欲望,让你直面自己的存在问题,并像作者那样一探究竟。
《狐狸》是关于写作的书,也是关于存在的书。
第一部分《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作者通过俄国作家鲍里斯·皮利尼亚克的书《故事之为故事的故事》,探讨故事是如何写成的。
皮利米亚克的故事关乎爱情,非常吸引人,但作者并没停留在讲述故事上。每当故事进行到让人沉迷之处,他就要消解其中的戏剧性,说这篇小说的目的不是探讨这个的,而是探讨故事如何成为故事的。就这样,从故事叙事引到更深的存在维度。
第二部分《平衡的艺术》中,作者讲到一个作家的遗孀。这位妇人小作家三十多岁,也就是,他们恋爱时,作家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但是,这位妇人却必须用一生来扮演遗孀,她不能有自己的独立人格,她的一生是作为丈夫的注脚存在的。
第三部分《恶魔的花园》讲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其中提到老人V,叙述者读了他的回忆录手稿。手稿中由南斯拉夫解体和新的战争两件事构成的。叙述者看到,和许多前南斯拉夫人一样,V退回到五十年前,这个社会也在倒退,人们仍陷于原以为愈合了的二战创伤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叙述者提到,让她不安的是,一般人写自传,并不是为了贬低自我,而是为自己竖立纪念碑,但V的自传,却是给普通南斯拉夫公民的自愿投降竖起的不起眼的纪念碑。她写道:
文中散发出令人不快的耻辱的污点,这种耻辱从未被探究过,人们所期待的控诉,对时代的不公的谩骂,无力的滑向了悔恨的哀嚎,“很抱歉我倒下了……”
与之对比,叙述者由V想起自己很年轻就死于癌症的父亲。她始终迷恋父亲身体里弹片的故事,父亲意识到这一点,选择了一劳永逸地终结自己的过去。叙述者写道:
叙述者发现,母亲尽一切努力,只留下父亲死亡的证据,销毁了他活着的证据,除了几张照片和一些奖章外什么都没有了,而这些表彰是他在实现社会主义理想过程中作出的自我牺牲。
叙述者说:
叙述者在旧宅中认识的博扬,曾经的排雷手,最后在一次莫名其妙的散步中被地雷炸死。极具戏剧性。人的存在荒谬又渺小。当我们为了自己的事业,牺牲自己的人生之后,并没人能记住我们的生活,他们只记得我们的死,就像博扬一样。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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