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如克罗齐(Benedetto Croce,1866-1952)所说:“思想思想既不是对实在的模仿,也不是装实在的容器”;同时他也强调“思想不在生活之外,甚至就是生活职能”。
调和派的杜亚泉(1873-1933)在《静的文明与动的文明》上也运用这两个对立的概念来分析东西方。他说:“西洋社会,一切皆注重于人为,我国则反之,一切皆注重于自然。西洋人以自然为恶,一切以人力营治之,我国人则以自然为善,一切皆以体天意、遵天命、循天理为主。”
在当时关于培养新的社会生活至少有两条路。一条是蔡元培(1868-1940)的“教育训练”、李石曾(1881-1973)的“学治”,或是胡适常说的,救国须从救自己下手。另外一条路是在“主义”指导下进行——“真正的民众运动,乃是有目的,有组织,有领袖,而且继续不断地进行着的一种群众运动”。
困惑焦虑的同时,是解放的快感。困惑的同时也是无限希望,是想主动地追求、塑造一种新的人生观。
周作人(1885-1967)在《麻醉礼赞》中提到:“信仰与梦,爱恋与死,也都是上好的麻醉。能够相信宗教或主义,能够做梦,乃是不可多得的幸福的性质,不是人人所能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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