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选择：鼠疫中如何生存

读到塔鲁和里厄露台上的深夜谈话时，我终于意识到这本书并不是真的写瘟疫。然而，疫情走势、应对办法以及人物行为在三年新冠背景下的投射，竟然消除了七十年的时差，除了医疗手段和防疫设备不够现代，其他方面几乎没有差异。

无论是在1940年代还是在2020年代，面对疫情、天灾和邪恶势力的肆虐，总会有那些负重前行的人，那些躬身入局的人，还有那些袖手旁观的人，以及那些趁火打劫的人。有些人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信念，然而也有些人从中找到了归宿。书中写到的医生冒着生命危险逆行，不断地诊治、隔离和转运病人，虽然没有表露出太多情感，但他们内心却仍然怀有最后的希望。书中还写到了社会活动家和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外地记者，其中一个组织了志愿者团体，协助社会正常运转，坚信只要努力抗击疫情，就能扭转局面；而另一个则不惜一切代价逃离，并希望回到爱人身边，直到最后所有困难都被克服后，他选择留下来，找到了身份认同，投身于抗疫事业。此外，书中还写到了那些默默无闻的政府小职员，尽管面临中年危机，仍然保持乐观的生活态度，愿意做出微薄的贡献。书中也提到了那些利用混乱秩序谋取暴利的罪犯，原本已经准备自杀，却在疫情中燃起了希望，希望借机牟利，不愿疫情结束，也不希望看到抗疫见到曙光。这些情节在过去三年的新闻中都有出现。

加缪的写作风格冷静而克制，就像阿赫兰城中的一个移动摄像头，只向读者展示画面，完全不带任何情感。然而，悲剧的内核也逐渐展开，鼠疫是无法被彻底消灭的，它的离去并不是因为疫苗研制成功或者出现特效药物，而是纯粹因为"天意如此"。鼠疫通过各种迹象提醒着人们，它有一天还会卷土重来。这个世界就是如此荒诞，每个人内心都有着一种鼠疫，每个人都是鼠疫的患者。应对的方法可能只有守好自己内心的本真，永远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正如加缪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中所说的：“最重要的已经不是追问人生值不值得活，而是必须如何去活，其中包含着承受因生活而来的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