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印刷术在欧洲落地生根以来,大量书籍被印制。约翰·威利斯·克拉克《藏书的艺术》提到,图书馆里印刷本的数量慢慢超越了手抄本。早期书籍的出版需要政府颁发的特许权。1530年,英王亨利八世特许托马斯·希顿售买《圣经》,开启了出版特许制度的历史。之后,欧洲各国以类似的方式实施特许制。
欧洲的书籍早期以散装书页的方式销往各地,方便各地书商根据需要自行装帧。对于没有特许权的书籍,为了防止查禁,书商常把这类禁书称为“哲学类”书籍,并插在正常的图书中进行运输。有时甚至采用人力搬运的方式冒险进行。特许出版无法满足公众的阅读需求。审查官马尔舍比曾说:“只读政府允许出版的书籍,会比同时代人落后几乎一个世纪。”
大革命的发生不仅影响着法国,拿破仑时代更是将自由思想散布到欧洲各国。对于引发这场革命的根源,人们开始寻找启蒙思想。作者达恩顿通过对纳沙泰尔出版社的销售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发现“哲学类”书籍的缓慢扩散同样削弱了旧制度的存在。这表明大革命爆发的溯源极为复杂。作者也意识到文献来源的单一性,并通过查找书商与出版社之间的书信以及政府警察局留存的原始资料来进行佐证,以保证研究工作的合理性。
在当时的法国不仅贵族阶层阅读,普通百姓也在翻阅。达恩顿通过文本对比发现,“哲学类”书籍与启蒙思想有着很高的契合度。例如,《哲人泰莱丝》在对性与政治的解读时,直接引用了启蒙内容,使得作品更加引人入胜。这也让启蒙思想以特有的形式被大众接触到。实际上,对旧制度的腐蚀最大的可能不是著名哲人,尽管他们的作用非常重要。
国王路易十五取消了触摸病人的传统,放弃了盛大的入城仪式,沉浸在温柔乡中。战争的失败和经济的窘迫使备受民众爱戴的国王逐渐失去了声誉。钻石项链事件更进一步毁掉了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名声。每当王室动乱时,地下的小册子会大量出现,流传着王室的各种小道消息。大革命爆发前,小册子开始朝向大容量方向转变,并且内容不断丰富。例如,《杜巴利伯爵夫人轶事》的出现直接损害了皇帝的名声。此外,《2440》和《巴黎图景》营造了乌托邦,梅西耶希望通过革命改善目前的不合理现象。然而,革命的来临彻底推翻了王室统治,将国家改造为自由民主的社会。
作者罗伯特·达恩顿对18世纪中期法国禁书的销售数据进行了专项调查研究,发现“哲学类”书籍的流行导致法国王权权威的衰弱,最终使其失去了存在的合法性。禁书的作者、读者和书商都没有想到,旧制度会很快彻底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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