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五章看得我火冒三丈。尽管在工作场合中,我还是会遇到一些愚蠢或者不可理喻的患者和家属,但少有达到李家人这种程度的。刚开始读时,我就知道李家人并不坏,他们对患者非常细心体贴,所以我把他们的不可理喻简单粗暴地归结为纯粹的愚蠢。多年来的教育和环境使我抱着一个预设,希望患者和家属像机器一样听话,无条件接受现代医学最科学条理的规划,因为这是为了患者好。然而,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自己一直忽略了美国医生面对的群体,他们是文化藩篱深重的苗族人,他们和我们在认知上完全不同。要知道,没有什么比现代医学更加理性的了,抛弃了神秘主义的要素,但是苗族文化并不具备这种理性精神。这种误解和无效的沟通让患者无法得到最适合的治疗和照顾。有时候,医生施加的“不遵医嘱就会有后果”的压力意味着他们无意中揽下了被误解的责任,因为现实情况是“遵医嘱了并不一定能避免不良后果”,而缺乏专业知识的患者认为自己已经妥协、受限,但医生却未能实现当初的“治愈承诺”。医生本身明白“遵医嘱和结果”这对命题并不等价,虽然患者签署的文件会明确写明这一点,但是由于主观认知的沟通错位和客观时间与精力的限制,常常会导致矛盾产生。医学人类学家认为,医生需要关注心理社会学和文化层面,对于患者和家属来说,帮助他们理清疾病的脉络,尽量理解治疗的本质,并传递双方处于携手努力的立场,这往往有助于提高依从性和疗效,因为医疗的对象是有情感和认知能力的人,全面照顾身心就像克拉维酸钾对阿莫西林的作用一样事半功倍。
人类是受限于认知的动物,更多时候是由非理性驱动的。无论对象是苗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不能单纯靠逻辑和道理来改善,无法简单归结为某一方的错误或愚蠢。毕竟,人只能接受认知范围内的事物,而学习也需要渐进的时间过程。医务工作者应该接受这种思维方式。黎亚的主治医生尼尔说:“面对深重的文化隔阂,你只能全力以赴。如果结果不如人意,只能接受,而不执着于完美。你必须放弃我能做成的心态。”我们应该铭记这句话,毕竟患者和医务工作者都是人。
现在,即使不可达到,我也不会生气了,因为生气只是因为我在脑海中设定了对方应该能够做到但却背信弃义。要知道,“我们没有看见世界的原貌,只在世界中看见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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