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小故事:
1,费曼在巴西做访问学者期间,不仅从事理论物理研究,还兼任教学生物理课。然而,他逐渐发现巴西的学生并没有真正理解所学内容,只是机械地记住课本上的知识。他一直鼓励学生提问,但却始终没有人提问。后来有一个学生告诉他,如果我提问了,其他同学会嘲笑我在浪费时间,他们觉得只有死记硬背才是学习的途径。费曼称这种状态为“one-upmanship”,即以贬低他人来证明自己的知识优势,而事实上没有人真正懂得所学内容。在项目结束时,费曼被邀请做关于他在巴西教学经历的报告。他事先问能讲什么内容,得到的回答是“什么都可以”。于是他首先解释了科学的定义,即对自然规律的理解。他表示,在巴西,人们根本没有真正教授科学,而是追求超越其他国家的感觉。他强调,我们进行某项事业应该有充分而合理的理由。
2,费曼提到二战期间,物理学家在原子弹的设计和制造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本人也参与其中)。因此,战后物理学家备受重用和重视。有一次,类似教育委员会的组织需要为小学生选择课本,也邀请费曼参与评审。他们先将300磅的图书寄给费曼,他认真地阅读了每一本书。尽管时间紧迫,书籍质量参差不齐,但他还是耐心地一一阅读完毕。当评审会议召开的那天,费曼发现很多人根本没有仔细阅读甚至根本没有读。然后大家都注意到费曼读了每一本书,而且对每本书的意见都提出了原因。最有趣的是,有一套三本书由于赶时间的关系,封面上写着三本,但实际只有一页是有内容的,其他都是空白的。然而,居然有六个人给这套书打了分。费曼拿这个例子来说明了一个所谓的“著名老问题”。
对于我来说,这些小故事是否暗含某种隐喻还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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