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她的著作中,阿伦特试图说明“积极生活”概念中劳动、工作和行动的区别是基于人们的条件而作出的。人的“条件”不是规定人类经验方式的超验条件,也不是所谓的人的本质属性。相反,人的“条件”是指在地球上给定的生存条件。劳动的条件是人们必需维生;工作的条件是人们必需建造一个人造物的世界;行动的条件则是人们必需在交往中彰显自己,并回答“我是谁”的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条件,生活就不再是“人”的生活了。因此,人是受条件规定的存在(conditioned beings)。然而,人们的活动也在创造着下一步生存的条件,例如劳动超越了家庭和国家的范畴,发展成为全球性的劳动,人们也开始从宇宙的角度来思考并采取行动,这些活动根本性地改变了人类未来生存的情景。
本书的另一个值得关注的结构方面是“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的二元对照。在第一章,这两种生活的对照为本书的背景框架提供了一个隐含的基础。只有在这两种生活方式的对照下,劳动、工作、行动才可能有效地维持其自身性质,因为这两种生活方式与古代西方民族想象中的两个世界相应,即柏拉图的现象世界和理念世界,或基督教的尘世之城和天上之城。前者是变化的、有死亡的,后者是永恒不变的。在那里,制作与工作被认为是所有活动的原型,人在制作中模仿神圣世界的创造,真实的生活和荣誉都源自于后者,因为只有回归到后者才可能满足他们的渴望。阿伦特认为,这种沉思生活高于积极生活的等级秩序,传统政治思想中把行动理解为按照某种真理来统治的制作模式,对政治产生了伤害。但在世俗化的现代社会,对立之间的消失在灾难后果上变得越来越明显。沉思生活“从有意义的人类能力行列中被逐出去”之后,制作活动也失去了衡量其产品真实性的标准。逐渐相对化的人造物的世界失去了持久性和稳定性立足之处。二元世界观的消失导致了现代人丧失了他们也被抛回到自身中去,回到孤独内心来寻找真实性和确定性的基础。最终,世界异化和对自身的回返的代价是牺牲了世界和行动。虽然在现代早期,人作为制造者获得了短暂的成功,并被提升为目标,但“由于现代的世界异化和内省被提升为一种征服自然的无所不能的策略,也就没有哪种能力像制作——主要是建造世界和生产世界之物的能力——一样,丧失得如此之多”(本书第242页)。在最后一章,阿伦特哀叹了技艺人(homo faber)精神的消失。匠人精神所预设的物的世界最终在世界崩塌,乃至还原为自然循环的情况下失去,最终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获得了全面胜利,这也是人类目前所生活的世界。
汉娜·阿伦特(1906—1975),德裔美籍犹太人,生于德国汉诺威。曾师从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在海德堡大学获博士学位。1933年因纳粹上台而流亡海外,于1951年获美国国籍。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先后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她还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阿伦特以《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过去和未来之间》、《论革命》及《人的境况》等著作,为当代政治哲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成为20世纪较具原创性和影响力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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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评价
因此,与动物一样的劳动是受制于“动物性的”或者自然规律的,并非人类独有的特征。技艺人之所以被阿伦特认为优于劳动,是因其追求不朽。笔者认为现代中生活方式的倒转,或许是与人类动物性丧失的太过于完全,或者如阿伦特所言——新技术的出现使得人们做上帝在做的事,而发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