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帝国史》以沙皇的名义

公元1894年8月，亚历山大三世驾崩，尼古拉二世继位。在此之前，古老的俄罗斯帝国刚刚摆脱政治上孤立的局面，面对德意志咄咄逼人的外交攻势，俄国与法国签订了“防御性结盟条款”。至此俄国在欧洲范围内总算有了盟友，两国都表达着对对方“衷心的谅解”，并表示要共同面对即将到来的冲突。当日的尼古拉二世踌躇满志，希望自己可以循着父亲的足迹使这帝国再次辉煌，然而命运总会躲在暗处，找准机会给予无知的人们以致命一击。

俄国为什么会崩溃每一个读过这段历史的人都有自己的答案。1913年还在庆祝着罗曼诺夫家族三百周年，1917年2月沙皇就选择自动退位，俄国由一个专制帝国一夜之间演变成为共和体制。许多历史学家总结出帝国坍塌前的诸多征兆，比如皇帝加冕仪式上的踩踏悲剧、日俄战争的失利、对农奴制的不成功改革、布尔什维克党的兴起，甚至皇帝对占星术的狂热以及信任拉斯普京的谗言。但本书作者并不同意这样的观点，他轻轻的写道“历史的真实并不是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认为发生了什么”。

当日发生的一切自有内在逻辑，它既不特殊，也毫无稀奇之处。在这内部神秘地带所充盈的能量，正是来自于这个民族千百年的积淀与传承，它如此这般，正是因为它非此不可。它表现出的面貌无一例外体现着祖先的基因。或许在沙皇心中并未感觉自己做错什么，文治武功例行公事，改革推动按部就班。只是这一次时代变了，泥足巨人的千里之行终于看到世界尽头。

把一切归结于沙皇的愚蠢统治当然是不公平的，他本人在继位之初接受过13年国内最好的教育，掌握三门外语，良好的自然科学基础，最后3年还专门学习了军事技艺。只是因为父亲的突然离世使他仓促上任，在一篇讲话中尼古拉表示要继承父亲的遗志，坚定当个帝国专制君主。但沙皇的性格虚弱，敏感，又缺乏意志力，容易受到他人影响，这就给人留下奸诈与优柔寡断的印象。昔日的财政大臣维特一语道破天机“他的性格与专制君主要求他做的那些相悖”。

沙皇应该为加冕典礼上的踩踏负责吗数十万民众为了接受加冕赏赐，你争我夺掉入壕沟，事后造成1389人挤压而死，1301人受伤。皇太后建议严惩这场灾祸的责任人，但皇后的意见占了上风——责任人莫斯科总督娶了自己最喜爱的妹妹。沙皇应该为日俄战争的失败负责吗对不冻港的渴望就刻在皇帝的头脑里，论及战败的罪魁祸首，别忘了彼得大帝也曾临阵脱逃，使得在纳尔瓦的俄国军队全线崩溃。沙皇应该为宠信拉斯普京负责吗沙皇一家对拉斯普京的爱根本比不上叶卡捷琳娜二世对波将金元帅的爱，而且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皇后希望保存专制政体，以便让皇太子顺利登基。沙皇要为自己的逊位负责吗农奴制的顽疾已经存在数百年，在外围民族主义高涨的浪潮中愈演愈烈，革命不停地在各阶层中聚集，军队起义，杜马与政府完全无法合作。

哪怕在如此纷乱复杂的形势当中，伟大的俄罗斯帝国都在进步。从1902-1912的十年间，人口从1.393亿增长到1.711亿。它正在向前走，它也同时在分裂。探寻帝国崩溃的原因是困难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看待事物的方式并不一致，同样在同时代人及其后人、帝国居民和隔岸观火者的视角也充满差别。面对许许多多且各不相同的答案，与其相信命运的清算，不如跳进历史长河，直面这帝国蛮荒的生长，目击那些冰与火的血腥杀戮，了解宫廷中的叵测居心，追逐君臣间的明争暗斗，以及领悟他们如何重塑自身的因果。

在伊凡四世看来，所谓专制君主就应该是残暴的，这种品行被视为权力不可或缺的特性。他坚信治理如此广阔疆域的帝国，使人恐惧才是最有效的手段。小伊凡在亲政之前，由母亲与七名波雅尔贵族联合摄政。5年之后母亲叶连娜突然死亡，有传闻说是被贵族毒死的。伊凡在很少的时候就成了孤儿，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孤独感和被抛弃感，对身边的贵族充满着刻骨铭心的憎恨。同时母亲的性格也无时无刻不影响着这个孩子，那种钢铁般的意志与桀骜不驯的作风，在日后成为了这古老帝国性格的一部分。

伊凡四世认为自己的权力直接来源于神，他本人是上帝在俄国的人形化身，谁反对他，就是反对上帝。常年的宫廷斗争让他养成了神经质与多疑的毛病，一方面行使权力独断专行，另一方面认为没有人是忠诚的，所有人都是他的对手。这也让他得到了“伊凡雷帝”与“恐怖伊凡”的绰号。相传他在暴怒之下会失去理智，大开杀戒。1581年1月，在一场无谓地冲突之中，被愤怒冲昏头脑的伊凡雷帝用权杖失手打死了自己的皇太子伊凡·伊凡诺维奇。

宫廷之内的主要悲剧在于诸皇子为登上权力巅峰的残酷争斗，而更大的隐患在于有人天降洪福，却德不配位。伊凡四世去世时他的第二个儿子费奥多尔成为合法继承人。当时英国使节形容这位未来沙皇“头脑简单，意志薄弱，无力处理政治事务，而且极端迷信”。伊凡还有一个儿子德米特里，这个孩子年龄尚小，他的母亲与伊凡四世的婚姻合法性也有待考察，这就为这个孩子但是阴差阳错之下，发生在这位叫德米特里的皇子生前身后的事情，永远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与前途。

历史学家总对罗斯人的情结感到不可思议，为什么他们会支持以“特辖制”为代表的恐怖行径和伊凡雷帝本人的独断专行这或许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民族性。在罗斯人看来，有一种本国的“最高利益”可以超越一切。我们处在这片土地上，与天主教搏斗，为国族统一打仗，我们处在最前线，抵御着来自东方未知世界的危险，为整个欧洲守卫东大门。这种意识形态为罗斯民族的世世代代所认同遵守，为了国家“最高利益”，我们需要这样的专制，而且罗斯人深深相信，维持专制的根本在于有一位专制君主，一旦没了专制君主，就会动乱。著名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形象的形容这种情结为“沙皇-奴隶，源自奴隶”。

所以当一位软弱的君主坐在了专制的位置上，要么是他个人的悲剧，要么是这国家的悲剧，更大概率是所有人的悲剧。1598年1月7日，沙皇费奥多尔驾崩，8年以前伊凡留下的皇子德米特里就已经去世。由于费奥多尔没有子嗣，朝政由牧首支持的外戚鲍里斯·戈杜诺夫把持，留里克王朝至此寿终正寝。

鲍里斯·戈杜诺夫治理朝政的水平几百年来为历史学家所称赞，一方面是他着力维持和平，休养民生，另一方面在俄国历史上也实在是找不出比伊凡雷帝统治时期更糟的时候了。但鲍里斯做梦也想不到他会不容于当时的贵族和百姓。贵族阶层强加给他许多罪名，民间也流传着他的恶行。究其原因，历史学家认为鲍里斯是第一个“经过选举”（召开全俄缙绅会议）登上宝座的，并非世袭，所以没有合法性。作者感叹道“他也鼓励民众参与选举，想以此作为合法性来源。但他之前所有沙皇的合法性来源都是君权神授，鲍里斯不够暴力，无法让别人心生恐惧。”只有恐惧才能使人顺从，也只有顺从才能免于恐惧。沙皇是可以被选举出来的吗能被选举出来的还叫沙皇吗

1601年出现了全国性的饥荒，歉收持续了整整三年，农民选择向西或向南逃亡，胆子大的便拿起武器，形成匪帮。在此“催化剂”的影响下，这部书中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或许也是俄国历史上最具有戏剧性的场面之一）拉开了大幕。这件事所形成的深远影响当时并不为人所理解，今日看来，它的发生仿佛一次寓言，暗示了这个民族从哪里来，又将去往何方。

当“僭号者”的名声开始叫响的时候，风言马上传遍了莫斯科。有人报告说皇太子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竟然还活着，他回来了，带着部队准备拿回属于自己的一切。如今几乎所有研究者都赞同，当时的德米特里早已死亡，但这并不重要，饥肠辘辘的人们需要一面旗帜，国家对名位不正的鲍里斯早已忍无可忍，沙皇血脉未绝，今日昭告天下，谁能抵挡谁敢推脱

伪德米特里是如何进入历史的，至今仍有许多谜团。在伊凡雷帝废除了《编年纪事》以后，历史学家只能依靠各种文献与回忆录零碎拼凑。“僭号者”是个名叫格里高利·奥特列皮耶夫的还俗修士，有人认为他是被敌对的波兰人“制造”出来的，更多的人则对此深信不疑。鲍里斯斥责波雅尔贵族“是你们在我的道路上放了一个僭号者！”或许他已经明白，站在他对立面的那些贵族当中，嫌疑最大的当属罗曼诺夫家族。

1604年10月23日，“僭号者”的军队与政府军相遇了，双方纠缠了三个月后，叛军便一哄而散。正当政府以为这仅仅是一次寻常镇压的时候，1605年4月的一天，鲍里斯去世，由他的儿子费奥多尔继位。两个月以后“僭号者”带人卷土重来，在变节者的帮助下大摇大摆地进入莫斯科，在民众与上层贵族的欢呼喝彩声中闯入克里姆林宫，抓住了沙皇和他的母亲，并把其他皇室亲戚关入大牢，顺便把皇宫的财宝洗劫一空。而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7月18日，伊凡四世的遗孀玛利亚皇后被迎回都城，她当即承认这个伪德米特里就是自己的儿子，母子紧紧相拥，感人肺腑，民众看的目瞪口呆。

投机者可以获得一时胜利，但权力的眼中是不揉沙子的。一年之后伪德米特里死于宫廷斗争，沙皇的位置在8年内换了三任。动乱时期全国竟然一下子冒出12个“僭号者”，冒充未亡的皇室成员造反犹如一部史诗，激励着诸多无名之类前赴后继。当1610年最大的“僭号者”伪德米特里二世被杀，社会终于在连年战火的蹂躏之下濒临崩溃，各地发生暴动，波兰人也来趁火打劫。如何才能使国家摆脱危机一个由军队三位实权人物组成的临时政府诞生了，之后国家再次陷入相互攻伐的泥潭，最终胜出的人叫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罗曼诺夫，他的继承权可以追寻到伊凡雷帝的第一任妻子阿纳斯塔西娅·罗曼诺娃的家族。至此，罗曼诺夫王朝诞生，它将绵延300余年，把俄国塑造成为近现代最强盛的国家之一。

“僭号者”事件发生在留里克王朝倾覆之际，又衔接于罗曼诺夫王朝的开端，这并非偶然。作者用90页的篇幅详细刻画这一历史事件的前因后果也绝不是心血来潮，它甚至比书中描写彼得大帝的页数还要多。在作者看来，或许是想表达这样一种信念，历史记载下的人物性格并非绝对真实，但它有迹可循。每个历史学家的解释都包含其中一小部分真相，即便如此，面对浓雾的后人仍旧可以手握这小片真相，打造出一盏照亮前路的明灯。

“僭号者”事件中众人所表现出的阴谋狡诈，对权力的贪婪，民众于独裁者的渴望，以及伊凡四世本人的性格特征和由此形成的国家意识形态都可以为300年后尼古拉二世所做的决策提供合理解释。沙皇是受困于体制的囚徒，他的臣民尽管无时无刻不在控诉，但他们还是选择了专制政体。而如果把时间上溯，就会明白这种选择习惯从留里克时期已然成型了。

自东方而来的蒙古大军吹响令人胆寒的号角，西面出现的骑士团衣着鲜亮，挥舞着剑花。但在这之前，基辅罗斯的大公们早已在此地拼杀了数百年。彼时的留里克帝国已经开始有了四分五裂的迹象，12世纪时这里存在15个公国，至14世纪已经形成250个公国。在诺夫哥罗德，维彻（公民大会）可以选出大公和主教，而基辅的君主们仍旧恪守“单打独斗者”弗拉基米尔大公的理念——一种独一无二的专制权力。绵延不断的冲突某种意义上也是历史本身给予人们选择的机遇，于罗斯民族而言，诺夫哥罗德的经验更像是一种警示。

今日我们回望历史，谈论当中总会带有一丝气定神闲，作者的解释是“由于了解最后的结局，也就会美化过去的回忆”。这是一本巨著，描绘了一个国家走来的路，它的起点源自莽原深处，终点还未可知。

历史令人目眩神迷，但你如果相信这些都曾是笃定发生的故事，这显然也并非作者本意。回忆会被粉饰，事实会被修改，《伊戈尔远征记》与《往年纪事》的不断争议，对“诺曼人来访”的口诛笔伐都会清晰地提示，历史更多时候会被人为转变成意识形态武器。过去是极端脆弱的，回忆历史的意义，或许在于帮助人们回想起未来。

由此回到这本书的卷首，公元6世纪的某日，刚刚经历完分裂的东斯拉夫部落由他们的“可汗”带领，正意气风发地寻找自己的未来。初升的太阳把每个人的身影照亮，丰饶的土地鼓舞着他们前行，每人心中仿佛都有一面战鼓，唯有身后的第聂伯河兀自奔流，寂静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