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史的贫乏——读《中国文学史导论》

通过读完《中国文学史导论》，我深感两位名家的观点都很独到，他们都拥有怀疑的精神，对古人的结论不轻易盲从，而是经过深入分析和考证得出独到见解。这种治学精神在学术研究以及生活工作中都非常重要，能够避免我们的思维僵化。

令人遗憾的是，中国古代鲜有专门讲述文学史的专著问世。虽然中国古典文学丰富多彩，名家辈出，文集和史学典籍也极其丰富，但直到近代也没有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史问世。罗庸先生在书中给出了解释：“中国过去没有文学史，这不能责备古人的糊涂，而他们有所不敢为者在。因为要治文学史，必得先对各家的文集，都有精深的研究，融会贯通后，才能够凌空做一番鸟瞰的工作。”这也是作者认为治学态度的重要性。然而，中国人的治学态度与西方人不同。西方人注重方法，而中国人注重体验。中国的哲学和文学注重能与所两忘的境界，导致文学史的客观发展困难。

罗庸先生进一步指出，中国文学史与音乐有着密切关系。他认为，《九歌》一篇是起源于民间，并通过音乐的传播融入了文学史。他提醒治史者要注意这一点，才能真正了解中国文学史的真实性。他还提出，“治史者若能专精一两门专门学，便可以得到许多的发见和结论。”他强调治学者对文体演变的公例要有客观的基本见地，然后才能处理其他细节问题。

不仅如此，《中国文学史导论》中还收入了关于国文教育的几篇文章。在这些文章中，罗庸先生提出了一些有关治学的观点。例如，在《论读专书》一文中，他指出学者需要具备专精的能力，而不是浅尝辄止。在《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一篇中，他写到了民族自信力，表达了中国文化以宽厚的态度等待民族复兴的信念。

通过读完《中国文学史导论》，我不仅对中国文学史有了更深入的了解，也对治学方法和态度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本书给予了我对文学史研究的启示和指导，使我更加重视专精和客观的态度，并且更加珍视中国古代文学的宝贵遗产。同时，这本书中独特的思考和见解也提醒我在学术研究和生活中要保持独立的判断和怀疑精神，以免陷入思维的僵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