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中西文论诗学的共同之处

钱钟书有一句名言：“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它体现了中西比较诗学的根本理念。对于持这种观念者来说，他们初看余虹的《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这本书的书名，可能会认为这是语言过度繁琐。

第一章第三节则专门讨论了“文论与诗学的不可通约性”，详细列举了中国系统里“文”概念、西方系统里“诗”概念和“文学”概念的历史演变。即使是在各自系统内部，中国系统里的各种“文”概念也无法完全互相对应，同样，西方系统里的各种“诗”与“文学”概念也存在无法互相对应的情况。因此，跨系统比较时，这些概念就更加难以对应。在这方面，余虹的工作和论述没有问题。

余虹准确地认识到，“文学”等概念虽然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有相近的用法，但它们的内涵与西方的差别很大，与中国古代的用法几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诗学”也是同样道理。换句话说，“文学”、“诗学”等概念所涉及的历史时间和内涵方面的差异，实际上是中西方文化空间上的差异，因此这些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可通约性。但即使如此，余虹还是不得不使用“文学”等术语来叙述他的理论，无论他是如何界定的。这意味着他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在通约的前提下进行理论叙述。

此外，在第一章第三节的结尾，他还指出“我们有权借用今天的概念意识去有选择地书写过去的言述艺术史”。我们必须记住这种逻辑。正是基于这种逻辑，他认为我们可以写“中国古代文学史”，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学术叙事方面，有一种常见的规律，就是用后起的概念来叙述早已存在的事实。这就像黑格尔谈到哲学与世界之间关系时所说的那句著名话：“密涅瓦的猫头鹰总在黄昏时刻起飞，世界如同消逝了的一日，而猫头鹰如同刚刚升起的词汇。”既然我们可以用“文学”这样的后起概念来叙述被称为“文学”所指的古代事实，那么用同样的逻辑看，我们似乎也可以写“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史”，就像余虹一再主张的那样。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物、心、和词三者。首先，我们假设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承认物的存在。其次，人类的心灵会投射并理解这些物，形成对于物的观念。最后，人类会用各种不同的符号来表达这些观念。物是人类共同的，关于物的观念也是共通的或可通约的，但是不同民族的语言，甚至同一民族语言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对这些观念的表达可能也不相同。不过，通过翻译或融合，这些差异仍然是可以解决的，毕竟物本身和关于物的观念是可以通约的。

培根曾说过哲学上那些看似严肃而高深的争论，最终都落到了争论词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