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文字中提到了五篇文章,其中前两篇文章被称为“漂亮”。作者认为清晰是学术文章的第一美德,但广博和通俗也非常重要。这些文章在专业和通俗方面都做得很好,作者多次反复阅读。
第一篇文章《人文主义二三事》通过钩沉索引史料,厘清了“人文主义”概念的源头和流变,提供了这个问题的精当综述。人文主义最初是以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问,从业者被称为humanista,可译为人文主义者。尽管如今这个词带有高贵的光环,但作者指出它起初只是一个俚俗的词语,与今天的“教英语的”或“学中文的”等表达类似,直到后来才逐渐具有了文雅修养的内涵。在文艺复兴初期,人文学成为各个学校的热门学科,重点不在于培养气质和思想教养,而是满足了大量的实用需求,无论是教书、政府的文告、条约和判决,都需要拉丁文和人文学派的知识。人文学之所以重要,恰恰是因为它并非高深莫测的学问,而是渗透在日常知识氛围中的。
第二篇文章《瓦拉和“君士坦丁赠礼”》和《人文主义二三事》一样清晰全面,讨论了君士坦丁赠礼问题的来龙去脉。长期以来,中世纪知识界深信不疑地接受了这个至关重要的伪造文书,作者重点讲述但丁对这份文件的态度,这个态度能够很好地说明问题。但丁反对这份文件并不是因为质疑其真实性,而是质疑其包含的政治理论:君士坦丁将罗马帝国赠给教皇,这是在分裂帝国,因此他不能接受。库萨的尼古拉最早开始质疑该诏令的真伪,但他的论证理由还不十分充分,而瓦拉则从外部证据和内部证据同时发力。在外部证据方面,如罗马帝国更换君主时必发行新币等,而在内部证据方面,诏令中的行文措辞、公文惯例等与君士坦丁时代不一致,这样的分析非常详尽。
读到这里,我联想到了两个有趣的点:一个是刘笑敢考证《庄子》外杂篇后出,主要理由之一是外杂篇中使用了更多多音节词,根据语言学的发展规律,这明显是后来才有的事情,这个考证是不是受到了瓦拉的启发呢?另一个是,诏令提到时常使用第一人称复数自称,作者提到,“这是帝王的语气”,但并没有提供更多解释。这让我想起了一个著名的用第一人称复数表达单数的用法,那就是伊丽莎白女王说过的:We are not amused.君权神授,国王与上帝同在,因此用we来表达I,一下子气势十足。通过阅读这篇文章,我才知道,“帝王复数”原来在拉丁语系中早就是一种表达传统!
最后,让我感到印象深刻的是作者的文笔,平和而朴素,流畅而典雅,这样的文风和文字功底在年轻学者的笔下是难得一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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