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历史上,有一种普遍的刻板印象,即日本是一个“农业社会”。然而,事实上,这种看法并不准确,并且被许多日本人深信不疑。网野在他的研究中指出,我们应该摆脱这种对“百姓”仅仅等同于农民的误解,因为“百姓”这个词包括了其他社会群体。同样,“村”这个词不仅仅意味着“农村”,也可以指代其他的聚落。实际上,用来描述农民的词语是“农人”,这个词从古代一直沿用到近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术术语都带有农本主义的色彩,例如“豪农”、“小农”等,用来描述农民的术语比如“山民”和“海民”等描述非农业民的术语少之又少。另外,战前到战后的日本史学界也倾向于从农业的角度来理解统治者,并将统治者称为封建领主、私营田领主或在地领主,这种说法本身就不够准确。
在日本社会中,“百姓”除了农民外,还包括了许多其他群体,比如“山民”、“海民”以及被歧视的“部落民”,这是一种被忽视和遗忘的群体。然而,一些国内翻译的日本史作品仍然将“百姓”不管具体语境直接翻译成“农民”,这是一个需要分辨的问题。
那么在日本历史上到底是“重农”还是“重商”呢?事实上,在近世之前的日本并没有刻意执行单一的重农或是重商政策,统治者都重视二者的经济作用。除了传统的农业外,不同的统治者还掌握着各自的交通系统,并组织了各种各样的专职业集团。日本的漫长海岸线为许多可能性创造了土壤,文化交流和贸易发展也主要发生在海岸线上,而不仅仅是通过狭隘的几个通道。
中世纪日本的征税活动不仅依靠河海交通中的金融和商业网络,还需要依靠早期的票据在各地流通。在配置庄园时,也需要考虑港口、码头、海湾等河海交通的状况。在13至14世纪的日本政治中存在两条路线:一种是以农业为中心,实行农本主义并以土地为基础收取租税,另一种则是积极组织新兴的商人、金融业者和回船商人,将统治的基础建立在流通之上。镰仓时代,北条氏将河海交通中的商人和金融业者纳入自己的统治之下,并试图管理同列岛以及元朝和高丽之间的贸易网络,以此推进政治。到了室町时代,农本主义一度被抛到幕后,肯定商业和金融的风潮盛行一时。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为建立近世日本国家,需要以土地为基础建立课税制度,农本主义传统才得以复苏。因此,如网野所言,“重商主义者的海上网络逐渐被切断。以海洋为国界的日本再次诞生。”近世日本的特点在于,重商主义思想不会明显流露于社会中,农本主义的原则成为了主流,百姓等同于农民的观念也逐渐渗透进社会中。然而,日本社会中的非农业因素是非常强大的。
网野提出的从海洋的角度去理解历史的观点具有重要的作用,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摆脱传统视角的束缚,去发现被忽视的因素。在东亚地区,不仅仅是日本,很多历史讨论中都低估了社会内部的非农业要素和工商业要素的作用。在琉球学领域,吉成直树也曾指出琉球王权并不是建立在“农业社会”之上,而是通过贸易网络发展起来的,地方豪族也通过自己的贸易网络掌握一定的支配力量,形成了一个“贸易社会”。因此,当我们讨论一个社会是“重农”还是“重商”时,我们需要审视自己是否意识到了这个社会的非农业因素,是否准确分清了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并且是否低估了这些非农业因素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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