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德里达的思想中,他认为文本之外别无他物。这意味着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是通过符号系统的表达来实现的。无论是文字、口语、图像还是音乐,所有的认知都来源于符号系统。德里达认为,文字的意义不是由书写者定义的,而是在传播和阅读中不断被塑造的。这意味着文字的意义是流动的,并且文字的流动既是文本的编织,又是意义的生成。因此,在德里达的思想中,文学没有主体和客体的区分。当符号聚合成书籍时,一个世界便产生了。
在克莱顿·柴尔德斯的著作《封面之下:一本小说的创作、生产与接受》中,通过跟随一本小说从创作、出版、销售、阅读的全过程,我们可以了解书籍是如何生产出来的,以及在各种符号的碰撞下如何呈现给接受者。柴尔德斯将书籍的历程划分为创作、生产和接受三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各自的规则和规律。作者借用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将不同场域嵌套在一起,构成一个新的权力场域,即"名字经济"。在这个场域中,不同作者的权力地位决定了书稿的内容和意义的生成。
柴尔德斯还提到,作者并不是指创作场域中的作者,而是指全链条的作者,即包括编辑、文学代理人和读者等多个角色。这意味着书籍的创作和生产过程已经社会化了,通过不同角色之间的讨论、修改和风格的完善,书籍拥有了多位作者。而在"名字经济"构建的权力网络中,作者的名气和影响力决定了他们在不同场域中的话语权大小。
在书籍的接受领域中,读者也成为了创作者的一部分。通过对文本的理解和解释,读者参与了书稿的创作过程。柴尔德斯指出,在读之前,文本并不具有开放性,只有进入符号去理解,才能真正创造一个世界。这使得每个作者都将自己的生活读进字符,同时也将字符读进他们的生活。这种符号的开放性和意义的无限性赋予了对原初作者的"背叛"以永恒的正当性。
总之,文本的创作、生产与接受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不同场域之间存在着权力关系和规则。不同角色的参与让书稿拥有了多位作者,符号的开放性和意义的无限性赋予了创作过程不断延伸的可能性。在这个过程中,文本不仅仅是作者的创造物,而是一个集体创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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