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觅意义 | 旧世界已经隐去,新世界方向未明,个体该如何安顿内心
依然是那个好消息和坏消息的笑话,机长跑到机舱,告诉乘客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好消息是我们正在飞速前进,坏消息是我们迷失了方向……”
这是卡普托在《真理》中对现代性做出的绝妙讽刺,在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后,上帝宣告“死亡”,旧世界瓦解,人类被裹挟着奔向以“理性”为信仰的新世界。
在西方主导的现代性中,科学主义和资本主义大行其道,万事万物都被数字量化,一切目的都在以增长为目标。物质世界在获得指数级增长之后,个体心灵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人心与“上帝”失联,渺如微尘,孤独的悬浮在物质宇宙中,时时刻刻被欲望牵引,没有方向,没有尽头,直到生命终结。
“旧世界已经隐去,新世界方向未明,个体该如何安顿内心”
人是追寻答案的动物,关于现代性的反思,每个社会学家和思想家都在试图用自己的学识与思考给出答案。王德峰教授这本《寻觅意义》演讲辑录,便试图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对比辩证的视角,给出一个安顿个体内心的答案。
西方的“彼岸”观与东方的“此岸”观
现代性为何起源于西方为何在带给人类极大物质解放的前提之下,却让全人类逐步陷入了精神淤潭
王德峰在《中西方文化差异的渊源》中,试图梳理清楚这个问题,他给出了两个西方文化在现代发展的根基,一个是“古希腊的契约精神”,一个是“柏拉图的理念世界”,而这两个文化脉络的发展,都是直指世界“二元”,因此西方在文化根源上就拥有一个“彼岸”世界。
契约精神,源自于古希腊的岛屿特征,如果部落与部落之间无法以血缘就只能建立契约制度,但“契约是人定的,也可以被人破坏,所以要让契约神圣,其方法就是构造一个神的世界。用神与神之间的秩序、道德,来规定人间的秩序。让人间的秩序有神圣性,这就是西方在哲学之前的宗教的基本任务。”因此古希腊发展了丰富的神学体系,用以调和人间的契约精神,神界,便是一个“彼岸”世界。
理念世界,则来源于希腊柏拉图的理性哲学,他认为“现实世界是不完善的。因为现实世界由感性事物构成,而感性事物都是对理念的不完善的模仿。”对柏拉图来说,在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绝对完美的“理念世界”,现实世界所有事物的雏形,都是依据“理念世界”的原型而制造的,因此,柏拉图的哲学观也指向了另一个“彼岸”世界。
而恰恰是这个“理念世界”,奠定了西方进步主义的基础,因为对柏拉图来说现实世界的感性事物都是对理念的模仿,并且一定不完善,于是他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现实世界的缺陷来自它跟理念之间的差距,所以世界应当被改造。”
所以西方在此基础提出了历史进步论:“世界应当被改造,因为它只是不完善地模仿了理念,要克服它的缺陷,而每一次克服都带来一次进步。”
正是以历史进步论为思想,西方才会在近代成为引领全球进入现代化的核心力量,但这种进步主义的基调,却带给了人类两种意想不到的灾难,一种是是对自然界的改造与破坏,导致了诸多不可逆的环境灾难,如核能环境危机;另一种则是这种进步主义,意味着人类在现实中将永远无法抵达理想世界,人类将注定被虚无环绕。
因此,“彼岸世界”虽然在时时召唤,人类却注定迷失在行途的虚无之上。
但溯源中国的根源文化,从“儒释道”三种角度去观察,无论是本土自生的儒家和道家还是落地生根的佛家,我们的文化基因几乎全都是“一元”指向,我们只存在于“此岸”之中,全部修行都在人间进行。因此我们的文化指向十分清晰:“真理不悬在现实人世之外,而就在人世之中”。
既然西方文化指向“彼岸”之路的思想路径必然会让人类陷入虚无之境,那么中国文化是否有自己的解题之方呢王德峰教授将这个答案交付给了“情感”两个字。
他认为:“西方的哲学,把人类心灵当中的情感放得很低:第一等级是理性,第二等级是意志,第三等级才是情感,放得太低了。中国哲学恰好是相反的,把生命情感提到根本的位置上来。”因此,疗愈现代性所造成的虚无主义创伤,似乎回归到生命情感本身,是一条可选之路。
但我们的心灵解放之路真的那么容易吗他给出的答案似乎并不那么乐观,因为我们如今正面对两座无可撼动的大山——科学主义与资本主义……
现代性的左膀右臂:科学主义与资本主义
在王德峰看来,西方的现代性通过两种极具能量的手段促成了全球化的制度、文化与经济的全面渗透,一种是科学主义另一种则是资本主义。
他认为,我们在今天之所以呼吁感性的回归,强调人文精神,主要是为了反对科学主义。反对“科学主义”,不是反对“科学”,因为科学一旦突破了自身的意义范围,就会变装成为“科学主义”,开始承当起对人生意义的诠释,其结果一定是人的异化、物化。
最要命的是,今天,科学主义与资本逻辑已经联合起来,扮演了当代社会中的意识形态角色,它们共同执掌了对人生目标的解释权,对整个社会和社会中的每一个成员施加了进步强制——你每天都要进步,整个社会,整个民族,必须不停顿地前进,永不停息地追求效率,以便不断地在一个更大的规模上有效地控制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
而这种追求进步和效率的控制体系,已经将世界打造成为了一个纯粹的“物质的宇宙”,而一个物质的宇宙,对于人的痛苦和命运是毫不关心的。
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个时代自然而然的区分了强者与弱者。强者是什么是在资本世界中位居资本高位的人。弱者是什么是远离资本的人。所以,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必须不断地往上走。这个向上,不是走向精神价值的高度,而是一种数量的增长。揣在我口袋里的资本,就是我所拥有的社会权力,这个权力以量的尺度来衡量。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让我们形成奋斗目标的意义标尺。但这个标尺,不可能成为我们心灵的家园——我们没有家,我们只有空间,即资本的空间。
我们掉入现代性的陷阱之中,不断地追求资本的增殖和效率,却永远都抵达不了目的地,因为欲望是无穷尽的,“彼岸”也是遥不可及的,只要有目的,我们就会被折磨,因为我们永远都抵达不了终点,目的成为了绝境。
因此资本原则在本质上的虚无主义,在于它所要求的生活方式缺失任何精神价值目标。这种生活方式,只能用“生存意志”来表达了。它就是意志。除了意志以外,再无别的什么。
那么,我们还有机会打破这种循环吗王德峰试着用中国三种根源文化作为参考,给出了三种生活方式,如果“唯目的论”是现代性的绝境,那么我们就要“无所为而为”。儒家认为,我们做某件事情,是因为这件事情本应当做,而非一定为了获得什么才去做,因此“无所为而为”是人间正道,这样的人生将永不失败。
而道家给出的药方呢也是一句话:“无为而无不为。”什么叫无为而无不为呢道家所说的无为,不是不做事,而是指不人为地做事。人为,这两个汉字合起来,又是一个汉字:伪。这一合,意义就出来了。伪就是造作。你做事情若在天道之外,人为的因素就来了,这就是伪,就是造作。
这一点倒是和程朱理学提出的“存天理灭人欲”有些相似,如饮食上奉行“已饥方食,未饱先止。”只取人之所需,不妄人之所欲。
而佛家更为彻底:“无心而为。”按佛家的说法,我们在世间是经历过无数“轮回”的,我们在前世或者再前世所做的种种事情,会造成“业”,形成一种力量,即“业力”。因此,我们人生在世做事情,做这样的事而不是做那样的事,能做那样的事而做不了这样的事,都是因各自有自己的业要消。做事情就是消业。
如果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做事情就没有别的目的,只是为了消业。由于这个缘故,我们做事情不求结果,最好它没结果。
以上三种“药方”,全部都指向过程修行,而不为目的和结果,而在此间,自有中国人独有的情感体验和精神价值,而非现今众人所追寻的物质回报。
因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来说,物质回报作为目的和结果,并非你努力追寻就能获得的,因为努力没用,因为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用一句老话来说:“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
命理学:理解中国文化心理的钥匙
为什么说追求结果没用,人只能在过程中获得人生体验
王德峰在书中提出了影响中国文化心理的“命理学文化”,对于命里学来说,人生在世,万般皆命,人一生的富贵穷通,不由我们后天的操守来决定,决定它的是我们的初禀之气。
什么是初禀之气就是你出生的国家、投胎的家庭、诞生的时辰,这些都是决定你此生命运的“基本盘”,基本决定了你一生的命运走向,在富贵穷通这件事情上,我们如果去奋斗,那叫谋虚逐妄,你该有怎样的东西,就是怎样的东西。
按他的话来说:“一个人到了四十岁还不相信命,此人悟性太差。”
因此,面对这个时代,我们似乎只有两件事是可以确定的:第一件事是,只有我们将生命的价值重新关注到过程之中,获得情感体验和精神价值,而非物质回报,我们才有可能脱离虚无主义;第二件事是,要信命,你出生家庭如何你所处的时代如何其实直接决定了你一生的命途,命中有时终须有,命中无时莫强求,这反而是可以确定的一件事情,也是可以给人宽慰的一件事情。
在最后,让我们会回归到现实,王德峰用这是海德格尔的话来解释这个时代:“这个时代是如此的渺小,以至于无法估量自己的渺小。”如果这个时代注定如此,那么我们应当甘愿平凡,换句话来说就是“要认命”。
但甘于平凡的“认命”,并不是让我们消极的对待生活,而是要为了一些不起眼的,却又真切的生命意义的实现,付出我们的辛劳。尽管这些意义在这个时代的标尺上没有位置,但它们真实。只要它们真实,只要它们真切地符合人性的原则,我们就会在这些虽不起眼,却又真诚的努力中获得我们真实的愉悦。
什么是符合人性的原则的实现呢他建议我们将生命投入到三种精神活动之中:音乐、哲学、诗歌。虽然我们无法在这个虚无的“物质宇宙”中获得充分的满足感和确定性,但我们可以回归到生命情感本身,去享受精神生活,并投入自己的创造力:“背上一个小小的行囊,去做一些并不起眼的小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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