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在外服：湮灭的邦伯历史探寻"

探秘早期中国邦伯群体与三代王朝“由伯而王”的鼎革史——邦与邦伯：《封神榜》中的历史内核

《封神榜》故事中隐藏着真实的历史内核，其中最为核心的历史就是早期中国普遍存在着的邦伯群体与夏、商、周三代王朝“由伯而王”的鼎革史。

邦与邦伯是早期中国文明发展的关键环节。在距今5000年前后的新石器时代末段，经过长期的发展，在原散处而互不统属的聚落中逐渐分化出一些核心聚落，由核心聚落服属其周围的次级聚落形成的政治组织就是邦，其首领称为邦伯。此后近千年，大大小小的邦建立起来，形成万邦林立的格局。自万邦之中分化出的中心邦服属其他次级邦形成复合式政体，先后形成了夏、商、周三代王国。可以说，三代王国就是在“协和万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其后经历春秋、战国时期的巨变，最终由复合式国家转变为中央集权式的郡县制国家。在这一发展历程中，政治结构从无到有，国家规模由小至大，文明机制也由简单趋于复杂。

中国早期王朝的发展建立在邦的复合与重组这一基础之上。夏、商、周三代王朝间的兴衰更替实际上就是“由伯而王”的过程。在夏王朝之下，商伯原商伯逐渐发展为称霸一方的势力，进而取代夏成为天下的王。在商王朝之下，周伯原作为商的臣属而存在，在商末时发展为称霸一方的势力，最终取代商而成为天下的王。这种“由伯而王”的新陈代谢过程，与秦汉以后一个王朝覆灭之后另一个王朝方才兴起的情况有着重要的区别。

早期王朝政治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调整统治结构以纳入并管理邦伯群体。以商代为例，目前在商代甲骨刻辞中发现有50余位邦伯，代表着与商人异族的地方势力。虽然其中存在着部分邦伯与商为敌的情况，但随着时间推移，多数邦伯逐渐臣服于殷商，为商王贡献人员与财物，朝觐并听从征召。经过数百年的融合，至殷商末年，邦伯群体已基本上纳入了商王朝的政治体制之内，有的甚至成为商王朝的“亚”“臣”“师”“射”等职官，成为王朝统治所依赖的力量。然而，并非所有的邦伯势力都被商王朝吸收并成功整合。部分远离商中心区的邦伯势力持续发展，最终成为商王朝面临的重大威胁。殷商晚期，商王朝与东方的“夷方伯”争战多年，最终却败于西方的“周方伯”之手。而对于周方伯而言，则实现了“由伯而王”的跃升，中心与鄙野的格局得以重组。

西周时期，一般族邦首领，若非受王命为公、侯者，均可称为伯。有人认为西周的伯只是血缘宗族的称谓，但实际并非如此。伯作为族邦首领，具有明确的政治内涵，其作为一类政治组织的代表，与周王、王的配偶、公卿大臣以及诸侯存在广泛的政治与社会交往。以伯为称的族邦具有比较复杂的内部政治结构，因此仅将其视为血缘性质的家族长是不恰当的，也难以深入揭示邦伯在早期政治和军事活动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与殷商时期相似，对邦伯的吸纳、管控与利用也是周王朝政治统治的一个重要方面。西周时期的邦伯大多为夏、商旧邦，随着商、周易代，大部分邦伯以不同身份融入西周政治体制之中。

周代虽然实行分封制，但公、侯之封仍是有限的。少部分邦伯可能受王命成为公或侯，但多数邦伯终其一生未必有这样的机会。邦伯群体的地位虽不及公、侯，但其作为地方土著族群，数量众多，实际上成为西周王朝统治地方的中坚力量，在当时的政治统治和军事活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西周王朝的军事和边域经营活动中，邦伯群体经常作为主力参与其中。西周王朝基本的御戎机制就是以王师为主导，地方上的侯、伯势力加以配合。这种机制是西周王朝稳定发展的重要保障。然而，随着王师实力衰退和地方侯、伯势力的壮大，以王师为主导的御戎机制受到破坏，西周王朝也很快走向了灭亡。

战国时期的大思想家荀子曾经思考人类社会发展水平何以能够远超其他动物群体。他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人能群”，即人类社会能将众多的人聚合起来，从而产生最大的效益。至于如何做到“群”，荀子认为其中的关键在于“分”，即按照一定的规则将不同类型的人加以分门别类，形成上下等级与秩序，在群体中形成统一的整体。荀子认为，“群”与“分”虽然看似矛盾，但却是彼此共生的前提。通过统观数千年的历史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古代政治统治的核心要义似乎正是荀子所提示的分级基础之上的人群聚合，只是这种分级与聚合在早期政治实践中主要是以族邦为基础而得以实现的。

在古代中国，社会与政治融合发展的基础组织不是个人，而是大大小小的族邦。邦作为早期中国文明中最早产生的一种政治体制，在夏、商、周三代政治中不断发生着融合、分解、重组或变异的过程。不同族邦之间的碰撞与交流，不同文化之间的吸收与融合，持续推动着早期中国走向成熟。最终，终结了两周王朝而建立起中央集权统一大帝国的秦国，其根基实际上也是位于渭水流域西部的一个邦伯势力，这再次证明了邦伯在早期中国文明发展中所起的基础作用。

（作者为吉林大学中国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