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波峰与波谷"

秦汉第一帝国和隋唐第二帝国之间有着一个明显的中古时期，叫做魏晋南北朝。作者认为，第一帝国和第二帝国是古代中华文明的两个高峰，而中古时期则是一个低谷。

秦的崛起是因为中央集权对门阀贵族的制约，通过军功完成了对整个国家的统一。汉初由于历史的惯性没有完全过渡到郡县制，导致出现了短暂的同姓分封后的七王之乱和汉高祖分封的军功勋贵集团。在解决了这些问题之后，汉武帝重新实行了中央集权。然而，外戚的影响一直笼罩在西汉，直到王莽改制。在西汉末年，尚未形成门阀势力，当时可以称为各地的豪强，刘秀就是其中之一。地方大族只需努力一跃，就可以成为皇室的亲属。在东汉时期，本来已经被秦始皇解决的门阀贵族，又开始复辟。从举孝廉到征辟到名家点评天下士子再到九品中正制，官僚体系越来越走向身份化、特权化、阶层化、封闭化乃至贵族化，袁绍家的四世三公和门生故吏遍布天下，就是代表。

外戚和宦官是寄生于皇权的，而官僚和士族则与皇权对立。因此，历史是皇权、官僚和百姓之间的三方互动，而非之前一些浅显的历史观总结为皇权与百姓的关系。官僚士族善于用各种话术将自己与百姓混为一谈，而近代史也是如此。西汉末年就出现了强势的世袭官僚，相当于重新复古回归到西周时期的贵族化。在曹魏代汉、司马代魏之后，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对于腐朽的士族，只能通过妥协和纵容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因此，晋朝建立后，官僚化并未出现新的气象，腐朽达到了极致，整个汉民族的统治阶级迅速堕落。

此后，东晋偏安一隅，软弱无力。侯景之乱时，士族不擅骑马，见马如见虎，他们“肤脆骨柔，行动不方便；体弱气羸，不耐寒暑。坐死因突然发生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南朝总体上在官僚和玄学上浪费了大量精力，设立了数百个头衔，君臣们对此乐此不疲，如同成瘾般追求。

与此同时，北朝的异族却在不断的战乱中努力吸收汉民族文化的精华。在办学方面，北朝居然远胜江东，即使野蛮的后赵还设立了经学、史学和律学，真是令人吃惊。科举制度的雏形也源自北魏和北齐，学校的兴盛带来了考试选官的制度化，吸引了大批贫苦的普通知识分子。毫无疑问，北朝在不断演变中逐渐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方向，并引领整个中国走出低谷。

在波峰和波谷之间，单靠汉民族自身的力量是无法走出困境的。尽管五胡乱华带来了巨大的动荡和悲剧，但异族入侵也像一针强心剂注入了汉民族体内，五胡带来的活力成为民族融合后充满活力的新中华文明。

相同的情况也出现在鸦片战争后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