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弼与河上公：道之二解

《道之二解：王弼与河上公<老子>注研究》一书由陈金樑撰写，是第一次对《道德经》解释史进行认真的尝试。陈书最初以英文形式发表，杨超逸中译本是该书的首次中文出版。本书的一个主题是王弼注和河上公注的区别：王弼注吸引了知识分子，被视为严格的哲学；而河上公注吸引了虔诚的道教信徒，被视为宗教性的阐释。陈荣捷等人提出了这一观点，并考虑到陈荣捷在国际汉学界的影响，陈书的任务并不轻松。

从陈书的结论可以看出，王弼和河上公都试图解释“理家理国”之道。王弼注看起来更加“哲学”，是因为他采用了阐释学的视角来解读《老子》。而河上公注明显是根植于汉代的精神气质，在宇宙论结构和对黄老思想的运用上，表现出对汉代思想的借鉴。他认为“哲学道家”和“宗教道家”的区分是时代错位的。在道教建立以及河上公注被道教吸纳之前，所谓“宗教道家”和“哲学道家”的区分并不成立，也不能适用于王弼和河上公。我们应该将自己的理解置于他们的位置，理解他们的理解。

陈书的主要不足之一是对王弼注和河上公注的流传史理解不够深入，甚至有错误。王弼注的流传并不顺利，甚至曾面临失传的危险。王弼注的重要性大多基于其流传时间较长以及少数评价，其真正的理论价值要在民国时期才显现出来。河上公注也可能没有想象中的那样有着深远影响和重要意义。对于古人来说，注文有时只是特别是面对所谓的“简单文本”（实际上并不“简单”）。

陈书并没有明确定义王弼及其《老子注》的思想倾向，也没有将其放入某一思想框架中，而是通过合理的推演相互佐证来展示他的思想倾向和可能性。这正是阐释学的意义所在。

尽管对于中文读者来说，陈书的一些观点实际上并不新颖，例如将王弼视为“哲学道家”而将河上公视为“宗教道家”，但突破这种视角的研究依然存在。这并不意味着此书已经过时。该书的阐释学视角和相关分析仍然具有借鉴意义。同时，将王弼置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中，将对王弼身份的考量置于历史语境中，这些都值得我们继续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