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degger and his Anglo-American Reception: A Comp》海德格尔及其在英美国家的研究接受：全面探讨

这本论文集旨在解决海德格尔与不同思想之间的隔阂，促进对话。它讨论海德格尔在英语世界的接受以及海德格尔学术研究的论文，试图展示该领域内的多样化观点。因而它不仅涉及“海德格尔的丑闻”，尤其是他与纳粹的关联，进而呈现海德格尔研究者如何调和他的哲学贡献及其政治信仰，它还承认了海德格尔在哲学之外的领域的影响，尤其是在建筑、电影、生态学和文化等诸多方面。大多数人承认，尽管对海德格尔的个人生活和政治观点存在争议，但海德格尔的思想在帮助我们如何理解和参与现代世界发挥了重要作用。

先说我的个人偏好，没有针对任何人的意思：我不喜欢以海解海，任何自圆其说的解释当然都（看起来）是无懈可击，但也没有任何意义，只会离海德格尔的目标愈来愈远。选两篇风格不一样的文章就能感受到这种路数及其问题。

泰勒·卡曼（TaylorCarman，Columbia）的“海德格尔的反形而上学”探讨海德格尔从早期《存在与时间》到后期著作中哲学“转向”的学术争论。关于这一转向的“性质”和时间，海派研究内部一直存在分歧。有人认为它发生在1930年左右，当时海德格尔摆脱了基本存在论，而包括海德格尔本人在内的其他人则认为，它更是思想史上的非个人事件。在1936年之前，海德格尔使用“形而上学”一词时并没有负面含义，他认为形而上学是哲学的一部分。他认为自己是在唤醒哲学传统中一个沉睡已久的问题，即自柏拉图以来被遗忘的存在问题（他甚至把自己的工作称为“形而上学的”）。然而，1936年之后，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看法发生了转变。他开始怀疑把存在者作为一个整体来认识这一立场。在当时的他看来，形而上学并不是要全面地认识所有存在者，而是意味一种思维方式。海德格尔拒绝接受对世界整体的认识论解释，而是认为这种认识首先需要对存在本身的理解。

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概念的理解有两个维度的转变：术语意义的使用与本质意义的理解。首先，从术语上讲，“形而上学”从指代整个哲学变成了一个仅指哲学传统中的特定部分，其中不包括前苏格拉底之流和海德格尔本人。就此而言，海德格尔认为自己的思想与狭义的形而上学有着根本的不同，他声称形而上学传统无法解决存在的问题。

其次，海德格尔的“形而上学是什么？”（1929）和《形而上学导论》（1935）说明了他思想的这种转变以及他为铺垫这种转变所做的努力。在1929年的演讲中，海德格尔提出了“无”的问题，这是一个基本的形而上学追问，与他早先在《存在与时间》中的论述相一致。然而，在他后来的著作中，他却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考方式拉开了距离。在1943年的“后记”中，海德格尔提出，“形而上学是什么？”这个问题超越了传统形而上学的范畴，表明了向克服形而上学的过渡。他认为，这种过渡涉及形而上学和非形而上学的思考，强调了这种新视角的矛盾性。此外，卡曼还提请读者注意海德格尔1949年发表的《“形而上学是什么”导言》，其中海德格尔断言形而上学只能将存在者视为存在者，而不是存在者的存在。他认为，形而上学在探索存在者本质的同时，却放弃了存在的真正基础。这一观点与海德格尔早先认为形而上学可以引向存在问题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

卡曼还指出了海德格尔在1953年对其1935年演讲的澄清，海德格尔在演讲中似乎明确区分了关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者的形而上学问题和关于作为存在者的存在的不同问题。海德格尔认为，以前的哲学家，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奎那、黑格尔和尼采，都在从事古代意义上的“物理学”，探讨存在者的存在，但他自己关于存在本身的问题却在传统形而上学之外。卡曼强调，在形而上学的框架内，人们可能会错误地认为存在问题只是在重复关于存在者的问题。然而，海德格尔认为，这种观点误解了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从本质上讲，卡曼的分析强调了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立场的转变，尤其是在关于存在者的问题与关于存在的问题之间的区别上。这一转变反映了海德格尔晚期作品中对形而上学的看法更加微妙和复杂，而他早期对关于存在和存在者的形而上学问题的诠释则更加直截了当。

卡曼的分析深入探讨了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的理解的演变，尤其关注了海德格尔从1935年的演讲到1953年的后期著作中观点的转变。卡曼讨论的重点是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能否解决存在问题的立场变化。在1935年的演讲中，海德格尔似乎认为包括前苏格拉底学派在内的整个哲学传统都在追问存在者本身和存在者整体，实际上是在思考存在者的存在。在这一时期，海德格尔将“φύσις”定义为“存在本身”和“存在者本身及其整体”。然而，在1935年演讲之后，海德格尔开始坚持形而上学不能提出存在的问题。根据海德格尔1953年的说法，形而上学可以思考存在者的存在，但不能解决“存在本身”的问题。这意味着海德格尔与他早期立场的明显分歧。

卡曼的分析试图指出，海德格尔之所以“开始转变”，是因为他希望将自己关于“存在”的问题与传统形而上学的方法更鲜明地区别开来。海德格尔并没有承认这种转变，而是坚持认为，即使在他早期的作品如《存在与时间》中，他的存在问题从一开始就是非形而上学的。实质上，卡曼的分析只是强调了海德格尔思想的复杂性，尤其是关于形而上学及其与存在问题的关系。而这种复杂更多是一个思想家在不同时期对同一问题的尝试。尽管他强调了海德格尔的后期著作如何揭示了他的方法与传统形而上学探究之间更为严格的区别--这需要对他的早期著作进行重新诠释，但是他并没有提出太多吸引人的创见，而仅仅反复澄清海德格尔的立场：存在论差异，这一立场如何与真正的形而上学家实现差异化地追问，此文也没有展开。

更正面的例子是在约翰·罗戈夫（JohnRogove,Paris）的文章中。罗戈夫讨论了海德格尔在英语世界的接受情况，特别是在分析哲学的解读下。海德格尔思想在被接受过程中有一个悖论，即海德格尔的思想被纳入分析哲学，而分析哲学往往坚持海德格尔从根本上反对的形而上学及其方法论。分析哲学历来受到卡尔纳普等人的影响，而卡尔纳普曾以“无稽之谈”斥责海德格尔的思想。这种指责最根本的原因是，海德格尔对“存在”和“存在问题”的核心关注与分析哲学的观点相冲突，后者认为这种关注是一种范畴错误，是一种对逻辑与哲学之间关系的误解。分析哲学倾向于将“存在”视为与逻辑量化相关联的约束变量的值。但罗戈夫认为，海德格尔的哲学方法围绕现象学和现象学还原展开，这种方法旨在消除形而上学预设和认知偏差，从而清晰地理解现象的真实样态。他强调，海德格尔对“存在”的质疑取决于存在论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在现象学上是不可见的。

罗戈夫因而批评了英美海德格尔研究中的某些解释，如关于海德格尔是实在论者还是理想主义者的争论。他认为，这些争论往往由于没有完全接受现象学方法论而失之偏颇。他批判了那些试图在自然主义形而上学框架内理解海德格尔的观点，认为这些观点没有把握住现象学还原所固有的激进形而上学中立性。

罗戈夫的解决策略是从现象学、逻辑心理学和存在科学之间的关系出发。他首先强调了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所固有的形而上学中立性，这种中立性植根于胡塞尔反对逻辑心理主义，以及胡塞尔试图将现象学建立在意向性基础上。正如罗戈夫所解释的那样，逻辑心理主义认为逻辑是人类知识的工具或技术，受形式逻辑法则的支配，真理的所在是主体的判断而非客体本身。这种观点深受古典康德经验主义学说的影响，这中学说将理解能力和感性能力分开。在这一传统中，逻辑成为理解力的一种功能，而主体之外的一切存在都被视为偶然的、从根本上说是经验的。胡塞尔对逻辑心理主义的回应是证明逻辑必然性不仅仅是主体表象功能的特征，而是内在于事物本身。胡塞尔认为，逻辑必然性可以是意向对象，也可以是判断和意识的内容。这一转变是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根本，而范畴直观的概念则使这一转变成为可能。范畴直观是胡塞尔在《逻辑研究》（第六研究）中提出的概念，这对于理解存在至关重要。在经验主义传统中，直觉等同于被动的感官接受，而范畴直观则打破了这一传统。范畴直观允许直接体验形式组织（如eidos），并成为存在问题的基础。正是这种形式的直观使得对存在本身的探究成为可能。

罗戈夫进而能够说明现象学还原在获取存在的直观性方面的重要性。他认为，正确理解我们对范畴的直观，从根本上说是与存在的分析相关的，是直观存在本身的条件，而直观的结构是一个问题。现象学还原在促进这种存在直观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还原与存在科学：从形式本体论到基本存在论”中，罗戈夫指出核心问题是现象学与存在论之间的关系，尤其是还原在塑造这种关系中的作用，以及它对存在问题的影响。罗戈夫首先介绍了这一问题的历史背景，包括形而上学预设的影响以及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所谓分歧。首先，术语歧义，海德格尔对存在论的理解不同于胡塞尔，因为胡塞尔的存在论概念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预设或假定的形而上学存在论的实在性有关。其次，还原的本质及其问题，还原强调它悬置了关于存在物的事实性或事实性，转而关注其本质。而本质还原中和了关于客体存在的问题，只关注客体的本质特征及其如何在意识中显现。这种方法使得一个对象是被感知的、想象的、记忆的还是梦境的都变得无关紧要，因为对象的本质是不变的。而罗戈夫认为，海德格尔在20年代对胡塞尔的背离是对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延伸和激进化。海德格尔进一步批判形而上学预设，强调事实性的悬置。还原通过悬置事实性并允许进入存在者的本质，从而引出存在的问题。海德格尔认为这一过程是现象学方法和还原法的直接而系统的应用。还原的超越阶段提供了对存在者的洞察，属于现象学本身的拱形区域。海德格尔则激进化地处理了胡塞尔意向性、范畴直观和对先验发现，将形式存在论转化为基本存在论，从而引出存在的问题。譬如，在对意向性的先验性描述中，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真正地敞开了意识中的物质先验结构的。这种方法不仅将现象学与逻辑实证主义区分开来，还进一步能将形式本体论（包括物质先验论）与海德格尔的基本存在论联系起来。罗戈夫认为，现象学的核心方法是这些本体-存在论观点之间的桥梁，正是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才可以理解真正的存在问题。

总之，罗戈夫的文章全面分析了现象学与存在论之间的复杂关系，揭示了海德格尔对胡塞尔的背离与激进化诠释，尤其是还原在存在的探究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