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进行有关近代中国的身体生成讨论时,我们必须避免以一种等量齐观的方式来评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影响作用。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并不是19世纪未和20世纪初叶中国的主要生产方式。虽然在一些主要的大城市中,如上海、天津和武汉等地,棉纺纱等工业的确雇用了不少的男女童工,并且也都有着严重的身体剥削情形,但这井不构成一个工业社会的基本维形,也不代表中国已经进入一个资本主义生产的时代。因此,在进行有关近代中国身体的探讨时,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不能被视作为一个普遍的关键条件来看待,它或许对个别产业的工人身体有深切的影响,但并不是一个对所有人皆有同等作用的历史力量。然而,在作如此的认知时,我们仍须留意,虽然中国在当时并不是一个以资本主义作为生产方式的国家,但这并不意味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未曾对中国造成颠覆性的影响。世界市场的掠夺和殖民地的竞相建立,就使中国在19世纪中叶后面对许多挫折与羞辱。这种被称为帝国主义式的侵扰,的确是后来造成中国所以进行各种身体改革的主要原因。军国民运动和新民论述等所以在20世纪初叶道勃兴起,就是对此侵扰的直接反应。因此,在进行有关近代中国身体生成的探讨时,我们不能剔除资本主义的存在屁响,但不能将其视为是一种普遍与直接介入所有身体生成的生产流程,也不能采取一个类似于西方学者解剖资本主义的方式,来观案资本主义对身体的影响。这个分析基础的有无是我们首先必领加以区别的部分。~
除了资本主义的关键彤响外,决定近代身体生成的另一个重要趋势是民族国家在
19世纪初叶后的竞相崛起。这个由族到国或由国到族的认同与主权建构过程,直接涉及的是一种福柯所声称的统制(governmentality)的行使与运用。因为不论
是就种族或国家生存的角度而官,
"族力”或“国力,的建构最终所倚恃的就是身
体的存在和其强弱的差别。在这种考量下,各种的身体操控机制,如仪礼教化、军事训练、流行病和公共卫生控制、人口统计以及知识的普遍传布等,竞相被用来作为维持或提升族力与国力的辅助手段。这种试图将身体开发成为国族生存的基础条件的做法,是近代民族国家普遇在进行的工作。无关乎它们足以社会王义、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或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作为门面号召,都无碍于这种局势的一路开展。当然,以历史的实际发展而言,上述这两种力量(资本主义与国族建构)在许多地理空同上足以一种合流的形貌,穿送着生存于其间的个别身体,并格身体统属
千这两股势力的交流支配中,这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中都可以轻易看到在以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主义为基础发展的社会中,我们同样也可以发现这类面貌的存在。这个情况说明,要了解身体在近代时期的演变,我们需要以一个宏观和历史的角度来检讨身体与国家建构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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