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被尊称为国学大师,一代通儒。钱先生治学严谨,兼通经、史、子、集四部。著作等身,是当代对中华传统文化学术思想的研究集大成者。他是一位智者、勇者、仁者。热爱中华民族,深爱国家深爱同胞,深爱世界人类。
钱先生学问精纯,思想疏通知远,文理密察,以细针密缕的功夫,文心史胆。通贯超识,论述精到。
钱穆学生叶龙,早年亲炙于钱师门下,受益无数,深慕钱师学问及做人,亦以弘扬钱师学术思想为志愿。将他珍藏60多年、修读钱先生课时的亲笔记述、保存完好的笔记、课堂笔录、专题演讲,讲演稿等整理成一套丛书,然后出版发行。
这套丛书为《钱穆珍稀讲义》三书,包括《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中国学术文化九讲》。钱穆的珍稀三书,凝聚“一代通儒”学术精粹。
《中国文学史》:钱穆唯一的文学史讲义
钱先生的著述内容,都是以史学、经学、文化、思想、考据、理学等范围的学术性论文为主,属于文学的,只有《中国文学讲演集》。
虽然钱先生为史学权威、国学大师,但他一直没有忽略对文学的兴趣,对文学有颇多独到的见解。
钱先生讲的“中国文学史”主要是将前人讲得好的对的继承保存下来,将前人讲得不对的加以辩证修正,力求完美。所以钱先生在“中国文学史”有关重大问题上作出了自己的见解,这便是有益后辈的事。
钱穆讲文学史,将各时代文学当作一个整体来看,能够看到许多变化。例如由唐诗演变下来即成为宋诗和宋词。
《中国通史》:钱穆《国史大纲》课堂版
钱先生称: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其特点有三:一者悠久,二者无间断,三者详密。
钱穆在北大讲授通史课,事实性强,不骋空论,有据有识,简要精到,并能深入浅出,就近取譬。如他比较中西文化,喻秦汉文化犹如此室的四周遍悬万盏明灯,打碎一盏,其余犹亮;罗马文化为一盏巨灯,熄灭了就一片黑暗。
当时钱穆将通史课的教室设在北大梯形礼堂,面积是普通教室的三倍,“每一堂近三百人,坐立皆满,盛况空前”。课堂之大,听众之多,和那一排高似一排的座位,衬得下面讲台上穿着长衫的钱穆似乎更矮小了。
但这位小个儿导师,却支配着全堂的神志。一口洪亮的无锡官话,震撼了在座的每一位学生的心。他自己也说过,他上课“几如登辩论场”。他对问题往往反覆引申,广征博引,使大家惊异于其渊博,更惊异于其记忆力之强。
《中国学术文化九讲》:钱穆学术思想精粹
本书里面的九篇讲演,内容丰富,有中国儒学与文化传统,有秦汉政治得失,还有中国学术传统的精神等等。
他认为,讲到中国文化,便会联想到儒家学术。儒学为中国文化主要骨干。
中国传统学术可分为两大纲:一是心性之学,一是治平之学。
心性之学,是反映在人生实际问题上,人类所共同并可能的一种交往感应的心理。
治平之学亦可称为史学,与心性之学同样是一种实践之学。
心性学是属于修养的,史学与治平之学则是属于实践的。
儒家孔、孟,乃于心性、治平两途并重,兼道、墨之长而无其缺,所以能成为中国学术史上之大传统。
最高的心性修养为立德,其次的治平实践为立功,又次为立言。
他的历史观是精神的生命史观。历史发展的动力与终极决定因素不是经济与生产力,而是人的主观精神。“诸位学史学,必要养成一番广大的心胸,乃及一番远大的历史眼光,来看此历史之变化。更贵能识得历史大趋,一切世运兴衰,背后决定在人。决定人的,不在眼前的物质条件,乃在长久的精神条件。”
任何民族及其文化的过去、现在与未来,不同于自然的时间,历史时间和历史事件都是以精神的形式在持续、绵延,历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浑然凝成一体,构一个“大现在”,“一个有宽度之现在”。因此历史研究必须要有动态分析,不能停留于静止、孤立的观察。
可见钱穆的史学是基于民族与文化的精神生命史学。他的历史观始终在鼓励国人热爱中华文化,增加民族文化自信,为中华文化发展做贡献。
仰望大师,追慕先贤,见情怀,新耳目,知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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