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珍稀讲义》钱穆谈中国文学：文学与历史的交融

钱穆先生是国学大师，尤以治史闻名，对古代文学了解较少。他一生著述80余部，1700万言，却没有写过一本专论中国文学史的著作。

钱穆的学生叶龙整理并出版了他珍藏多年、修读钱先生“中国文学史”课程时所做的亲笔笔记，《中国文学史》保存完好。这是钱先生从中国文学的起源一直讲到清末小说的课堂记录，内容完备，成为珍稀的资料。

钱先生讲文学史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既关注它同时也深刻关注中国传统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史意识。

钱先生避免用西方传统的尺度来衡量和阐释中国文学现象，在众多重大问题上尽可能从文化机制的不同来比较中西文学的差异，使人们对中国文学的特点有更清楚的认识。

钱先生尊重儒家思想传统，赞同儒家对文学价值的看法，即重视文学的社会功用，要求文学有益于政治和世道人心。

钱先生从历史与社会、文化环境、中西对比的角度来讲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眼界开阔、立论宏大的一面。同时，他也偏爱性灵、推崇趣味的一面，将文学看作是自由洒脱、轻盈空灵的个性表现，与心物一体、生命与大自然相融的快乐。

钱先生对文学的理解非常重视美感。他最喜欢曹操的《述志令》，因为喜欢那种轻快自如、毫不做作的风格。钱先生认为，好的文学作品必须具备纯真与自然，讲道理且讲真话。写作要自然流畅，只有如此才能达到文学的最高境界。

屈原的《离骚》怨得纯真自然，超越了他的现实人生，但并不会出问题，因此是好文章。当我们的人生遇到悲欢离合的情况时，应该视之如行云流水一般。

文学是有情感的，也是有生命的，有时甚至是间接的生命。例如太史公的《史记》、《孟子》和《庄子》等作品，其作者将自己的生命寄托于理论中。文学的境界是面对有人，但面对无人是最自然的境界。如《离骚》虽然有怨，但屈原并非想讲给人听。只有将生命、感情和有时代性的内在生命力与外在生命力配合，才能成为文学。

钱穆称中国有两位大文学家，他们分别解决了文学的两个问题。一位是屈原，解答了文学与道德的问题；另一位是司马迁，解决了文学与历史能否合流的问题。太史公的《史记》是一部严格的史学，同时也具有高度的文学价值。他用文学的眼光看史学，用文学情调写人生。《史记》是一种浪漫派的写法，但其中没有一条假话，将文学与历史融合在一起，也将文学与人生融合。

司马迁在《史记》中描写的各种人物个性鲜明，思想与事态都惟妙惟肖。他将自己的感情融入其中，但并不偏私。撰写历史要具备史才、史学与史识，且司马迁还具备史德，不以感情意气用事。所以撰写《史记》能达到真善美的境界。

现在我们读《史记》，都会被司马迁精彩的文笔和细腻的描写所折服。太史公用文学的手法和情感，将波澜壮阔的中国历史描写成一幅色彩斑斓、精彩纷呈的故事。尽管讲的是历史，但透过历史，我们能了解到许多人生百态、人情世故等现实。每个人都可以从中读出许多人的悲喜人生。

钱穆从不重视物质享受，他的心愿只有一个：希望每位中国人能多读一点中国的典籍，多学习一些中国的历史文化，让我们认识到中华民族的伟大，这已足够满足他的愿望。

看到这个愿望，除了敬佩钱先生炽热的爱国之心，还有了想读书的动力。钱先生这个愿望应该得到大力推广。只有了解了中国的历史文化，才能知道中华民族伟大的根基。作为一个中国人，我们应该以熟读经典为自己的使命与责任。

现在能够读到钱先生的书，并从中汲取文化与历史的精华，是对钱先生最好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