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据与引用让人佩服,寻根究源,推翻了很多之前认为理所当然的推理。
比如英国国书的中文译者,并由此揭示系列新的历史图景。
比如实际上英国国书其实有两套中文翻译译者,中英各自根据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政治需要而刻意择选。
最难得是全书始终围绕译者这么一个很小的切口,展现的却是东西方大国第一次正式外交接触的宏阔景象。
缺点也很明显,即失之琐碎,为了更精确的学术需要,书里大段大段的选注摘录对于普通读者而言毫无必要,前一百五十页几乎可以快速浏览而过。
其实全书读完也不过花了五六个小时而已,须知这是一本600多页的大部头。
这大概也是训祜无奈的地方,或者说它的价值更多的在于对同行的启发、对专业研究者的启迪,而不是大抵也会收获一番“崩溃”的阅读体验吧。
福山说制度是为了应对特定历史而建立的持久性为模式,所以评判这次会面也理应从当时两国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特定认知出发。
在乾隆所认知的体制里,英国是不可能与天朝并列的,钦差只有天朝臣子可以自称,恰如奴才只有八旗中皇帝认可的少数人才可以自称一样,这既显示了乾隆具有非常敏锐的政治触角——这种敏锐性在《叫魂》一书一事中体现的更为彻底,与满清异族统治天然的不安全感息息相关,又显示了以自我为中心的天朝上国话语包装,这也最为无数后人所诟病愤懑。
结合此后的历史大势来看,批评清廷的闭关自大无疑是正确的,但脱离彼时的历史环境做后之视今的批判者,似乎也沾染了些许自大的气息,好比看完答案后再去指责答错者的无能。
要知道,掌握了近代话语权的西方人在很多情况的宣传上都是完全以西方为中心的视角,比如使团回忆中对柯宗孝临阵退缩的离团解释,即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可惜繁琐历史细节的挖掘使人望而却步更兼话语权的失控更是让西方人想让世人看到的结果横行其道。
另外还有一个历史的细节,在此前却是不常见于史书,即清廷知悉英国在印度的管辖,也认定英国人曾率涉进廓尔喀入侵西藏事件,这也严重影响了使团成功的机会。
魔鬼藏在细节中,历史与之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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