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感性：梁启超的文学与学术碰撞

我一直强调最近两年我主要阅读非虚构作品，实际上我的阅读口味发生了变化，不再读文学作品，因为我无法接受其中太多的浪漫色彩。如果非要读文学作品，我更喜欢读科学家们喜欢的文学作品。然而，科学工作者通常不太读文学作品。颜宁认为金庸的作品缺乏内在逻辑性，太过雷同，就是自我抄袭，缺乏创造性。科学与文学之间毕竟有一定距离。艾青的《光的赞歌》在浙大文艺晚会上被朗诵，光学系的学生表示，艾青胡乱说了一些东西，对光学的基本知识一窍不通，等等......感性和理性有时无法跨越，文学和学术结合起来，会让人感到困惑。这就是我对许知远《梁启超》第二卷的感觉。我第一次接触许知远的文字是在几天前，他为莫里斯的《世界：20世纪的道别》作了序言，开篇的第一句是“我梦见了简·莫里斯”，我就知道他是感性和浪漫的。为了验证这种感觉，我特意翻看了他的成名作《那些忧伤的年轻人》，许知远自己写给自己的序言逗乐了我。“不知道是庆幸还是悲哀，即使过了四十岁，很多人仍然将我与这本书联系在一起。仿佛近二十年的尝试毫无意义，我还是那个迷茫、焦灼，在北大28楼住着的男生。然而，或许他们是对的。无论我去过多少地方，写了多少不同的题材，多么徒劳地让自己变得深刻......从本质来看，我没有跳出这本书的情感和智力框架。”从本质上讲，《梁启超》第二卷仍然没有跳出二十年前的情感和智力框架。尽管它是他的转型作品，但距离起点有点太近，距离思想人物传记有点太远。整本书以梁启超1898-1903年的足迹为核心，串联起当时世界各地的华人生态，如严复等维新同仁，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以及李鸿章、大隈重信、西奥多·罗斯福等政治人物，还有温哥华的叶恩、新加坡的邱菽园、悉尼的梅光达等海外华人，但最终的焦点应该是主要人物梁启超。这一点描述得很散乱。平铺直叙，开篇写康有为的“出逃”，尤其是接受光绪衣带诏，避开慈禧的追捕，流亡海外，没有一丝波澜。此外，书友们提到的“全书引用和资料堆砌过多，作者的分析太少”的问题，说明作者的驾驭能力不足。本书的意图是勾勒出当时海外华人在西方思潮影响下的文化变化，以此折射近代中国的思想变革，但却无法很好地驾驭梁启超的生平，更不用说他的思想了。整本书有400多页，关于梁启超思想的分析几乎没有，即使这不是一本学术著作，但对于思想人物的传记来说，仅仅罗列事迹是不够的。据说这本书要写满五卷。没关系，我有时间慢慢看完。所谓的大师也是通过练习成长起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