汴京之围引发思考

这是一段让人读来憋闷不已、如鲠在喉的历史，粗读下来有三点感受颇深：

1. 在封建世袭制血统大于才干的君主选任背景下，承平日久的盛世之极出现后，由于君主责任心与能力的不可控，衰败与灭亡似乎是必然走向。宋徽宗或许是一位出色的建筑学家和收藏家，但却从来不是一位出色的皇帝，一心守成、毫无见地，和平时期尚且可以蒙混过关，战时则捉襟见肘，注定败局；宋钦宗则是能力不足而不自知，靠着初生牛犊的自以为是挥霍河山。而这样的盛世困境，同样在五十年后出现在了曾经盛极一时、具有强大冲击力的金国，在充分吸收了汉文化，由游牧民族转变为农耕民族后，贪图安逸的躺平心态激发了无尽的内斗，也让这个民族迅速衰老。

2. 百姓和帝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我认为归根到底是强权之下从众的被迫服从，在当时皇帝就是天的时代，两世皇帝都被敌国掳去按理应是一件悲痛欲绝的事情，但百姓的悲痛可能只有极少的一部分会分给帝王家，绝大部分还是伤心自己的未来可能无枝可依。即使是在宋朝几代君王都如此宽容待民的时代，他们的宽容也没换来多少百姓的同情，反而换来的是百姓毫无顾忌、变本加厉的嘲讽和羞辱。那么再反过来说，皇帝心中到底百姓又是什么位置，满口不离黎民苍生或许更多的只是封建时期自始至终的盛大表演，皇帝到底是否真的知道民间疾苦，在割地求和、允许金兵掳掠时，除了担心自己被百姓谩骂，是否有一刻真的忧心过子民的死活。

3. 女人与奸臣对于当时的社会似乎是同等作用。在男权主义社会男人无力护国的情况下，被迫受辱的女人替无能的男人承担骂名，士大夫阶层以贬损女人失节来掩盖男人无能导致山河破碎、家国尽毁的民族性尴尬，“存天理、灭人欲”甚至成了当时的道德主流。而奸臣也成了屡战屡败的罪魁祸首，似乎在说如果没有奸臣作祟，大宋本能保全。实在是荒谬可笑。

一代盛世仅用了三年就彻底沉寂了，这总能让人联想到如今太平盛世，不禁如坐针毡、不寒而栗。从历史中明得失，知进退，应时刻居安思危，不得抱残守缺、盲目自大。

最后引用作者在后记中的一段话：“从盛世到灭亡只用三年，这一时代境况让我有一种去一探究竟的冲动。它提醒我们居安思危，在任何时候，危机和盛世只差一步而已。和平并不是一种必然，它要求我们怀着谦卑的心态去看待世界，学习世界所长的同时，避免自大与狂傲。更重要的是，必须有意识地避免战争，谦卑不是错，错判了形势才是最可怕的，因为任何形势都是环环相扣的，一旦迈出了第一步，不仅无法回头，而且也无法把握未来的走向了。

由于研究战争和财政，我也知道战争对于中国社会的破坏性。一旦战争出现，引起的财政失衡很可能会导致整个社会的分崩离析。如今，中国的民族自尊心正处于一个爆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更需要我们随时警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