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的社会不再是一个规训社会,而是功绩社会,其中的成员也不再是驯化的主体,而是功绩主体,他们成为自身的雇主。
如今,每个人必须自发地行动,每个人都有义务去成就他自身,抑郁症就在这时开始盛行…
在一个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社会中,人们发出哀叹: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人们在没有任何压力外力压迫的情况下,完全是自愿地剥削自我,变得过度积极,这种过度的积极还呈现为过度的刺激、信息、和咨讯,它们从根本上改变了注意的结构和运作方式,感知因此变得分散、碎片化。
然而,人类在文化领域的成就,包括哲学思想,都归功于我们拥有深刻、专一的注意力,只有在允许深度注意力的环境中,才能产生文化,深度无聊是精神放松的终极状态,只有在无聊中,我们才能获得倾听的能力,才能获得真正的创造力。
一如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描述的三种任务,为此人类需要一位导师,教导人学会观看,学会思考,学会说话和书写。
在如今的功绩社会当中,人类整体都演变为一架效能机器,顺畅无阻地运转,力图最大化地发挥自身的功效。效绩强迫症促使人们不断地提升效能,因此永远无法达到获得奖赏的休止点,人们永远生活在负罪感和匮乏感之中,由于他同自身竞争,不断试图超越自己,直到最终崩溃毁灭。
与功绩主体相反,尼采的超人是悠闲的,尼采反对过度活跃。“强大的灵魂”拥有“宁静”,他行动迟缓,并对一切过于活跃之物感到厌恶。
这一发展变化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存在密切关联,当生产力达到一定程度时,自我剥削比他者剥削更有效率,功能更强大,因为自我剥削伴随着一种自由的感觉。
为了生存,人们换上了歇斯底里症,不再关心如何更好地生活,生命被简化为一种生物机能过程,生命变得赤裸,褪去了一切装饰和叙事。
整个世界成了一座百货商店,和疯人院并无本质区别,看上去我们似乎拥有了一切,其实我们失去的是根本之物——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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