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拜访故友的巴黎之旅,一次与凄苦严肃的女人相识,一场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也许是每个自诩为"二流作家"的作者们可能会写的老派故事。
提起毛姆,我大概率会同样幽默地为他贴上"犀利冷漠"的标签。这绝对不是出于对他的钦佩,而是嘲笑自己曾傻乎乎地认为这是些美妙的爱情故事。
查理是个老派、空洞的英国绅士,而我自己又何尝不是一个愚蠢、单纯、盲目的小镇做题家。查理的信仰来自于他自身的环境,他信仰的冲击来自于不安定的阶级斗争。毛姆没有自私地让查理屈服于自己的野心,这不是一个阶级斗争的故事,也不是宣扬革命的小册子。毛姆可怜贫穷固执的莉迪亚,但同时也讽刺她的愚笨、严肃、不苟言笑。同样的,查理不是为了故事而生的,他是为了意义而生的。
"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在这里大胆地提出自己的疑问,然而毛姆狡猾地掩盖了自己的想法。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书中没有任何的解答。甚至透露出淡淡的荒谬感。
哪怕我们的主角,也就是我们自己,变成西蒙也好,去做莉迪亚也罢,他们都坚定不移地追寻自己的信仰。然而,毛姆最狡猾之处在于,他让这些意义变得极端、脱离世俗、甚至愚蠢。
西蒙的冷漠让他玩味着一个杀人犯的心理,毫不拘束地思考着伯杰的动机,甚至冷血、近乎狂热地在小报上为他撰文。西蒙嘲笑着资本家的贪婪,无产者的愚蠢,他游走于社会的边缘,充满信仰地追寻着他的意义。
莉迪亚的坚持与苦难,让她变得同样冷漠,又让她变得无比幼稚与热忱。她同样近乎狂热地爱着伯杰,甚至毫不在乎地在苏丹宫涂着厚厚的眼影、穿着夸张的土耳其裤子、赤裸着上身、徘徊于那些寻欢作乐的人们之中。为了这份令人难以理解的爱情,她不停地工作,忍受孤独与痛苦。然而,她温柔地、怜悯地拒绝了查理的好意,拒绝了二百英镑的资助,那可以让她轻易筹得伯杰的保释金,为了她所钟爱的伯杰赎罪。
而查理,却始终是一个空白的人,一个平淡的人。他对艺术一窍不通,他的钢琴曲仿佛掠过水面的蜻蜓,一种隐隐约约的腐朽。与此相比,大多数人又何尝不是这样,追随着主流的道路,安稳又平淡地度过我们的一生。如果我们没有经历过一场巴黎之旅,我们会发现自己其实是被套在原地的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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