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在《福克纳的时间里》写道:一种写作技巧总与作家的哲学观点相关联。
巫鸿试图厘清回忆录写作与记忆写作的区别:回忆录式的写作总令人担忧,一旦作者的创作不具备超越性,重构就沦为自恋与对体裁的欲望。像是拧动发条的松紧那样,巫鸿调节了记忆与现实的紧疏程度,使读者从文本中领会到记忆重构与时间观念。
《豹迹》中提到了冒险家格隆威德和勒·库克,他们于1902年切割佛教壁画运回柏林。前言中,现实中的巫鸿是在1979年进入克孜尔石窟,他以西方冒险家的视角来叙述,折叠了1903年至1979年之间的时间。这样的双时间节点结合成一个结构,使虚构与现实的边缘变得模糊。
《豹迹》用第一人称在经验记忆之上叠加想象,形成透明平面,记忆与对记忆的想象在其中穿梭自如。读者的审美愉悦首先取决于作者的直觉强弱,句子结构采用前半段与后半段的组合,形成延展的、富有旋律的组合。
进入一百四十七号石窟后,叙事视角由外部压缩进内部,空间观念介入了文本叙事。巫鸿通过激动、癫狂的表征表达对壁画的直觉享受,产生紧迫感和痉挛性的审美体验。
千年前,工匠将创作欲望注入壁画,使其在时间的涂抹中变得凝重、巨大,威严而具有诗意。颜料-客体拥有相互关系,但并非按照自身凝固的表情来表达,千年后的“我”用语言固定对作品的直觉。
巫鸿在文本末尾剥落出自己隐晦的时间观念,保持了语言的和谐,使感受的发展有序。
《前言》位于《豹迹》之后,对时间观念的诠释也应位于作品之后。巫鸿认为,时间是线性的过程,记忆像粘稠的影子附着在时间上,可以随意捏揉成不同形状。经验重构是一种当下对过去的召唤,对记忆的书写只能固定某种符号。萨特的“瞬间哲学”认为时间连续体永远无法重构。
巫鸿通过对记忆的“重访”,构建了以经验表达的开放场地,这正是他从记忆写作中传达的时间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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