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老三篇”到“新三家”：探索盛唐政治制度研究新视角

近代以来，制度史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核心。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诞生了“老三篇”，即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五十年代，制度史研究的“新三家”出现，即邓小南“活的制度史”、侯旭东“日常政治史”，阎步克“制度史观”。新、老的区别，尤在于后者以“文书”为核心材料，强调运行、过程、关系，而此种取向的研究，以本书，即吴宗国先生主编的《盛唐政治制度研究》为枢纽。

在宏观上，盛唐政治制度的特点是承上启下，承上即家国分离的线索，延续钱穆、严耕望的传统，启下即官僚体系的奠定，继承王亚南等人的脉络。三省、三省体制、宰相制度（第一、二、三、四、五章）是为前者，六部独立、使职、中书门下是为后者（第三章第五节、六、七章），文书胥吏的研究有贯通感。

在中观上，盛唐制度的研究，重在梳理渊源与组织。渊源的辨析，则以陈寅恪为对话点，在陈氏三源的基础上，重新强调出北周对于隋朝制度的影响（第一、三、四章）；组织的梳理，则以《唐六典》为核心，梳理正史百官志、通典职官、以及出土文书的联系与变迁。

在微观上，（第一章）讨论三省体制的建立，强调隋朝以北周六官体系为基础，继承南北制度；从新三省制度的缺陷，来论证大业三年门下省的调整，和三省制度的最后成立；（第二章）谈论宰相制度的变化，以尚书省长官的衰落为线索，强调隋朝为唐朝“知政事制度”奠定的基础，以及人事对于政治的影响，抉择出贞观二十三年、永淳元年、神龙元年等关键性时间点。最后一节，论述唐代宰相人事的调整与国策的改变；此后三章，分论三省的渊源和组织，讲尚书省，但并未关注到尚书长官在武德贞观时的领袖地位；讲门下省，未关注到魏征的独特作用；讲中书省，以中书舍人为核心。可以看到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动，三省内部的组织体系的权力分配，以及都在不断的调整之中；（第六章）讲使职，重点关注了后期使职的渊源，即节度使的军镇渊源，以及财政巡院体系的劝农判官渊源；（第七章）论述姚崇和张说领导下，中书门下体制的建立；（第八章）简明而通贯；（第九章）略无聊。

上元元年（674），武后上“建言十二事”；永淳元年（682），郭正一等以侍郎平章事，科举进士群体的崛起与掌权，带来了唐朝内外决策的极大变化。裴炎将政事堂前往中书省后，中书令逐步杜掌大权，经李昭德、姚崇、张说等对中书省内部与整体官僚体系的调整，至李林甫、杨国忠而集权到极致，余波延续至元载、刘晏、杨炎、卢杞而不绝，至宪宗则中枢体制调整，牛李党争、南衙北司激起，而权相绝。

随着科举进士的崛起，唐朝的外交策略转为守势，仪凤（676-）以后，军镇，节度使逐一而起。在中央集权的背景下，边疆也成为集权的次中心，西北-中央-东北鼎足而立，中书令兼财政使职继起的四贵，与节度使兼地方边州成为权力斗争的核心漩涡，西方，朔方-神策的更迭；东方，安史之乱、智兴之乱、建中之乱、泽潞之战，无不因此而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