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知道人是什么》怎样书写人的重要性

口头即兴的演讲和伏案写就的杂文在逻辑上存在很大的差距，而且前者也没有一个一贯的主题。因此，本书中的大部分演讲只被当作单元剧，余华没有重复太多次老梗比如“拔牙不想干了就去写作”和“海量投稿天天等着被退”。相反，他谈到了很多关于自己写作的历程和不系统的方法论。

然而，他并没有使用质量较高的演讲尤其是17年在武汉的几篇。相反，他选择了历史上演绎了无数次的一个犹太人小故事作为标题：“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因此，对于那些只看过半本《活着》，然后通过断章取义的抖音采访来妄自菲薄地评论余华心狠手辣、“写书苦了读者，乐了自己”的所谓“云读者”，他们应该好好读一本杂文集。像其他优秀的小说家一样，余华以“人”为中心，但从不主动对人本身下定义：《哈姆雷特》中对人類能力的定义属于前现代的启蒙时期，现在已经过去了。在后现代/元现代的今天，作家应该讲述与人相关的一切，尽量避免进行价值判断。

另一方面，余华也指出，文学与任何学科都有关联。文学的责任是批判性的，而不是思想政治式的比喻排比，也无法避开社会政治。他说，写作《兄弟》和《第七天》之类的社会小说（在一些读者看来是社会新闻的大杂烩）是实现作家理想的方式，此外，当读者群体达到一定规模后，不可能使每个人都满意，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这种社会责任感就像帕慕克的《雪》和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一样，它们都是让社会不成为停滞不前的死水的东西，同时也是这个时代珍贵的东西。

当面对自己风格的变化时，余华揭示了绝大多数读者和评论家从《在细雨中呼喊》到《活着》之间这个节点的更多细节，包括除了语言描写、叙事手法和结构之外的写作方法论。当然，我更喜欢早期小说的风格，但或许先锋小说的时代已经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