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早期中世纪的漫长岁月里,欧洲建筑和视觉景观对圣地耶路撒冷的再现和重构一直是史学界热议的话题。这一话题点燃了多个学科领域的学者们的理论想象力和实证研究的动力。不过,这些来自不同维度和不同领域的观察往往不是互相独立的,而是相互渗透、相互支撑并且共同构成了学者们对于早期中世纪欧洲地理文化景观的整体想象。
离开这一现代人回视的学术视角,让我们回到早期中世纪人们眼中的欧洲历史地理及圣地在其中的位置,我们能够从中看到更多的虔诚与纯粹。在我们所熟知的第一个千禧年之后渐趋兴盛的十字军东征之前的世纪里,到访充满神圣的巴勒斯坦地区似乎并不是一件很容易上手的事情,至少从现有的与这几个世纪相关的朝圣文本的稀缺来看,的确如此。John Wilkinson所收录的十字军之前的圣地朝圣文本,大多来自虔诚的个体,他们的目的相对于后期的各种欲求而言,相对单纯。正如Wilkinson所指出,朝圣的最主要动机似乎是追求完美,在这种情况下,特别是通过前往上帝曾施展大能的地方,并在那里朝拜上帝来追求自身完美(Wilkinson, 1977, 42-43)。Eutychius, Patriarch of Alexandria在他的著作《The Book of the Demonstration》中写道:通过这些遗物和地方……基督给予了我们,完美的祝福、圣化、亲近他、原谅罪过、在他的名下欢宴、无尽的精神喜悦、以及证实圣经的证人。这些文本将朝圣巴勒斯坦视为进入修道生活的一个前奏,也是一个普遍的想法。在这一点上,朝圣巴勒斯坦如果我们仍然对不管是观念史还是文化史的宏观的历史演化保有信念的话,那么,早期中世纪即便缺乏与耶路撒冷想象相关的在地建构,但是,朝向中世纪后期所迸发出的对再现耶路撒冷圣地的建构热情的进程,已悄然地开始。在同等意义上,Charles McClendon所探寻的所谓黑暗时代的中世纪建筑的起源也正是对这一进程保有信念的反映,尽管他所讨论的是异教和基督教元素在这三个世纪建筑中的交叠与融合(Charles McClendon, 2005)。而我想要探讨的恰恰可以化用McClendon的做法,将表面上看似相互对立却相互纠缠的两个元素定为“耶路撒冷”和“罗马”,这一组纠缠在我看来同样构成了理解中世纪建筑起源的一条重要线索,它平行于“蛮族”与基督教“古典”这一经典的二元组合。
在艺术史领域,耶路撒冷在中世纪欧洲建筑史上的地位早在20世纪中叶就为学者所探讨。Richard Krautheimer在他的著作《Introduction to an “Iconography of Mediaeval Architecture》中,开篇便开始讨论中世纪的仿制建筑,可见仿制与原型的关系是理解早期中世纪建筑的一个重要线索(Richard Krautheimer, 1942)。Krautheimer尤为强调的是中世纪人对于仿制建筑的特殊态度,他们并不关注仿制建筑与原型建筑的精确性和几何形式的一致,而是更关注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其中最核心的因素当然是宗教含义。因此,建造仿制建筑或再现遥远原型的目的更多是为了构建一个仿制的“圣地”,这个圣地超越了基督教世界中心,对朝圣者和观者有着更大的救赎意义。如果我们联系到之前提到的十字军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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