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法史源：书店半天读完，热乎记流水账！

一部80年的海外汉学著作，短小精悍，高屋建瓴，视野开阔，五星推荐（建议配合《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刑法志》、《唐会要》卷三十九、卷四十阅读）。

宾格尔不认为中国的立法工作只能回溯至唐代的《唐律疏议》，不认为有唐一代奠定了中国「制定法」和「法学理论」的基础。而认为「制定法」和「法学理论」早在唐代之前已经形成。

但宾格尔还是从唐代立法给出了以下理由： 1、唐代是中华鼎盛时期，受外来影响小，并且结束了「儒法之争」； 2、唐代法律资料充足； 3、唐代法律对东亚其他国家（日本、越南）影响大。

宾格尔分析了法律史料各个来源（《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刑法志》、《唐会要》、《唐律疏议》、《唐六典》、《唐大诏令集》、《册府元龟》、《通典》、《太平御览》）。由于宾格尔目的之一在于通过本书及对唐代法律史料的翻译，向德国学术界介绍中国法律体系，特别是其相较于欧洲法律传统所特有的特殊性、系统性和独立性，因而宾格尔对各史料来源进行有价值的对比，并翻译了《旧唐书·刑法志》、《新唐书·刑法志》、《唐会要》卷三十九、卷四十，附于书后。

宾格尔认为，中国法律体系的独特之处在于皇帝和高官长期地、深入地参与立法、司法工作（比较法学视野）。可能是因为刑法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中国的法律制定更多地含有政治意义，刑法的目标不仅旨在于在恢复被侵害的权利，更多的是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目标。而刑法在其他国家的代表性功能，例如复仇等，在唐代则位居其次。

宾格尔以西欧通行的四类法律渊源分别探究了皇帝、唐代官员判决、唐代习惯法、官员学说和儒家经典能否很有启发性。

四类法律渊源： 1、拥有立法权的统治者或统治集团（内阁、议会等）所制定的法律。 2、整个民族或特定人群沿用而成的习惯法。 3、是官员的司法判决和司法实践，尤其是法官在法律解释适用过程中得出的格言和判断，虽然判决和司法实践在理论上未必是所有国家的法律渊源，但从法律比较的目的来看，却可视为一类独立的法律洲源。 4、法学学说和教义，它们作为法律渊源，在各国意义迥异。

宾格尔最后讨论了法律对皇帝约束的问题（皇帝的立法权与司法权，法大还是君王大，囿于史料，只分析了高祖、太宗、高宗）。

书末附带的唐代《立法年表》、《敕诏、奏议和法律商议列表》也很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