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农耕文明大国。从早期历史开始,中原王朝和北部游牧文明的游牧政权之间存在着矛盾和冲突。边疆政权和中原政权之间的关系和和谐统一是中国历史中重要的议题。从秦朝修建长城到汉代与匈奴的四百年恩怨,从外族王朝的五胡乱华到大唐与北疆强族的争斗,再到蒙元和满清帝国入主中原,这是一个长达两千多年的漫长历史,也是边疆形态演变与融合的历程。美国人类学家托马斯·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中,从人类学的角度对中国历史上边疆游牧民族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和共存进行了考察,展示了中国特色的边疆史。巴菲尔德指出,中国的边疆史具有鲜明的“中国性”,即以中原文化为中国的文化主体,通过这个视角来观察边疆游牧文明的关系和影响。中国的发展是各方面发展不均衡区域的互动和整合,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文明系统,这使得中国的边疆发展历史十分复杂和冲击性,并存在“外部边界战略”和“内部边界战略”的问题。边疆游牧帝国和中原王朝的关系并非一直是敌对关系,双方的争斗长期存在,但却是一种共生关系。游牧帝国的兴衰与中原王朝密切相关,中原王朝也对北疆的游牧政权非常关注和警惕。游牧民族是由有血缘关系的大家庭式单元组成的生产团体,具有高度凝聚力、行动力、战斗力和机动性,但势力扩张具有一定局限性。草原上有多个民族和众多的部族,他们的组织方式复杂。游牧的方式使得他们难以建立稳定的政权,但他们之间的政权也在不断进行内部斗争和更替。这种关系和组织的变迁与中原王朝的统治和经济状况密切相关,双方互相制约。游牧民族不断觊觎和侵犯中原,为了向中原获取利益,草原各民族和部落可以临时联合在一起,成为具有强大力量的利益联盟,向中原施加压力。为了获取资源,游牧民族反而成为中原王朝大一统的推动力。他们不会直接征服中原,而是支持不同的政权进行角逐,通过敲诈和控制来获取资源。他们深知,由于游牧的生产方式不同和生存环境的限制,他们无法完全取代中原政权,也难以像中原王朝那样对中原进行高效的统治和生产。北魏迁都和汉化等举措证明了中原文化的强大和对外族文明的吸纳和同化作用。即使蒙元帝国这样的外族入主中原,也只维持了短短百年的时间。随着蒙古帝国的崩溃,草原游牧民族进入了大衰退时期,中原王朝逐步强大并收复了对草原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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