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之地方政府仍然面对着与清代地方政府相近的惯性困境:如何处理或者把握各种“现实中形成的实际有效制度”与政制法规之间的关系。甚至在很多点的表述方式上都是如此,比如“软弱涣散”与“冲烦疲难”之类,面对这种不够正面的“一脉相承”,令人相信地方政府的执政者眼见后露出的苦笑都会如出一辙。
读完以后很难不去联想到西方的文官体制。所谓“官有调迁而吏无变更”。位于权利中央的官员面临“文学素养与管理职业之间的矛盾”,依靠受过专门行政/司法/税务训练的幕友维持地方治理的效率。上下级幕友(私人的公务顾问)的关于各项大小事物的对接,衙役差遣的行动准则,利益导向,陋规的运行,上层对于基层处心积虑乃至于矫枉过正的回避与集权制度反而造成了基层官员的失权。
幕友由官员雇佣,以专业能力见用于官员,平等相待,与官员类似地拥有一定的功名,对公为潜在或明显的统治者,对私/乡则同属于某种意义上的乡绅阶层,与文化价值与社会地位不协调,只为糊口的本地普通差役“易于获得便利,又易逃避追究”的行事价值与逻辑是完全不同的。
在清代基层政府,信息的传输是如此的单向,组织不善又令人绝望地缺乏协调。可以想见各种关系之间都如同长期绷紧的弦,起摩擦但是令人厌烦疲惫。但终清一朝,这种不合理的制度都得以维系——基层政府不论显或隐,“都在现形体制下获得了最大回报,唯一例外的是普通百姓”。
“服从是所有官员普遍遵守的价值标准,而且服从本身尝尝变成终极目标”。清代基层官员为了达到一致、合理、准确、服从和集权的目的于受制于理论层面的“一人基层政府”,就必须在实际操作中发展出与当地士绅阶层势力互补而运行的“影子政府”——政府的“隐”。
并且很感叹译本的质量之好,几乎没有感受到曾有的语言转换的芥蒂,上次在史学领域见这么忠实流利的译笔还是《叫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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