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特·埃利亚斯是沿循斯宾塞传统的历史社会学中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他的关于“文明的进程”的研究是他最为著名的作品(Elias 1939)。然而在其创作初期,这部著作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直到20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才开始严肃对待这部著作(Elias 1970:158—174;Mennell 1989;B.G.Smith 2001)。
埃利亚斯的主要研究领域是社会学理论,但他对历史的热爱使得他的著作充满具体细节。他的著作之一,特别是第一卷,主要聚焦于西欧社会生活的某些特定维度,特别是中世纪晚期以来的状况,是一部专精研究。该书第二章非常细致入微,细分为“餐桌行为”、“擤鼻涕”、“吐痰”等等小节,认为在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开始使用手绢和餐叉等新物件。这些物件是其所谓的“文明化”的工具,他将文明化界定为窘迫与羞耻的阈限或“边界”的变易。时至今日,物质文化史与身体史都被视为新的发现,我们有必要记住,埃利亚斯有关这一主题的论述成文于20世纪30年代。
在埃利亚斯的研究中,15、16世纪有关良好举止的论著谴责了用袖子擤鼻涕、往地板上吐痰等行为。这种态度体现出埃利亚斯所称的“西方文明的社会生成(sociogenesis)”,支持了一种关于变迁的整体理论。这种理论或许可以视为现代化模型的一个变种,但它不容易遭到批评,因为它是多线的。埃利亚斯区分了其所称的“社会的结构性变迁中的两种主要方向……那些趋向分化与整合的加剧的,以及那些趋向分化与整合的削弱的。”因此,将罗马帝国的衰亡归入这一模型,原则上没有问题。
埃利亚斯非常关注变迁的动力机制,不仅关注“为何”,也关注“如何”。对于自我控制(以及更一般地说,社会整合)的兴起,他认为这需要从政治的角度进行说明。他把这些变化说成是集中化的国家对强力的垄断所造成的意外后果。这种集中化将武士转变成廷臣,是中世纪小国之间权力竞争的意外后果。
然而,埃利亚斯的研究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果仅仅是从是否存在羞耻或自我控制的角度来界定文明,那就很难找到哪个社会是不文明的。另一方面,如果要更精确地界定“文明”,又会遇到其他困难。虽然存在这些争议,但埃利亚斯的作品仍然对任何社会变迁理论具有相关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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