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研究内容
(一)帝制中国的七个特点(中国历史模式):
1、帝国政体的基本形态稳定延续(BC221年-1911年);
2、较早形成科层制政府:秦统一前后便出现了科层制政府,并逐渐发展了科层选拔体制(meritocratically selected bureaucracy)远早于欧洲形成类似政制近两千年;
3、古文明中最显著的强国家传统;
4、武将的弱政治影响力:在古代世界的其他地方,军队将领一般拥有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而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军队由文官控制,除非内战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涉政事的能力;
5、文明型国家:世界史上绝大多数帝国均凭借军事征服以实现领土扩张,而帝制中国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其在北方影响的扩展,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
6、政教分离:与其他世界文明体系相比,唯有在帝制中国,超验宗教未曾对政治发生重大影响,而政府又对各种信仰抱持较高的宽容态度;
7、商人阶级的弱政治影响力:与欧洲不同,商人阶级在帝制中国的政治舞台上不具有重要的政治地位,即使在商业化和城市化水平臻至顶峰的北宋(960—1127年)时期,亦是如此。
(二)研究问题
如何理解春秋战国时期普遍的理性化现象与伴随这一现象而来的帝制中国的诸多特征的形成为何形成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权力合二为一、军事权力为政治权力所驾驭、经济权力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被边缘化的儒法国家这种国家状态。
(三)中心观点
春秋战国时代的封建制度导致了诸侯国之间频繁而输赢不定的局部性战争,正是在这类特殊的战争中所形成的竞争,促进了效率导向型的工具理性文化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等领域的扩展,从而为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各领域的演变提供了根本动力。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特殊的结构性条件,这一推动社会演进的战争力量最终却为国家所驯服。在秦朝统一中国后的八十年中,中国逐步转型为一个以儒士为主导的科层制帝国,而武官和商贾阶级则被推至社会权力格局的边缘。
频繁的局部性战争导致了二级封建化和贵族势力的兴起,最终导致科层制国家形成。二级封建化导致了封建危机、诸侯国国际体系的垮台,同时贵族势力兴起带来各种学说的兴起,为使得国家在战争中存活下来,最终法家思想胜出,国家开始进行系统的改革,从而促成了科层制国家的形成。
科层制国家进一步改变了战争的性质,促进了全民战争时代的到来、秦帝国的统一和儒法国家的形成。最初,在科层制国家中,国家权力与以法家思想为主的意识形态权力结合在一起,使得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天平倾向于国家一方。新型的国家驾驭了军事力量,军事权力不再能够与国家权力一争高低,也使得频繁的局部性的战争转换为全民性战争。此外,商人阶级一直未能成为独立于政府的有组织的社会力量,当时支持战争的也是强大的农业生产,所以商业经济被排斥到边缘地位。到公元前221年秦帝国建立时,国家集权化进程彻底压倒社会力量,法家严酷的治理技术就是国家存在的合法性。
但这种以法家学说为主的意识形态短暂适应于封建战争时期,却不适应科层制国家的长期统治。由于无法被国家精英所普遍承认,使得统治者与国家精英无法实现联合,最终导致秦朝灭亡,此后在汉朝儒家学说被改造后融入国家统治意识形态。一方面,儒家学说被奉为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基础,从思想上向被统治者灌输着国家与社会间的契约关系,并为臣民的生活提供了道德准则;另一方面,工具主义的法家思想则被用于科层制国家中的御民之术和实际运作逻辑,严格地规范着被统治者的行为。结果,科层制、儒家思想、法家思想所共同构架起来的科层制儒法国家从三个层面(制度、意识、行为)隐秘地统治着整个中国,东周式的血缘地缘政治最终碎片化,再也不可能形成对抗儒法国家的总体性力量。
二、参考文献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李滨.解读中国传统政治的新角度——读《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
向静林.血缘地缘政治:从东周战争到儒法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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